余永亮

　　星光点点，虫鸣声声。又一个夜晚如约而至，小镇医院大门上的十字灯箱亮了。20年前，二十出头的我曾在这里值夜班……
　　小镇的夜很静，有病人就诊但不会特别多。内科大夫会稍稍忙碌些，时有发热小儿需要他们处理。而我们科室的夜班比较清闲，通常一夜无事。
　　当然，也会偶有急诊。
　　“突突、突突……”当农用三轮车喘着粗气闯进医院时，不等病人被抬下车，有经验的医生、护士会迅速赶到抢救室，准备好洗胃机、氧气瓶等，这样的情况，多半是有人服农药自杀或酒精中毒了。在带班老院长的指挥下，所有值夜班的人员都要参与抢救。内科医生快速拿出治疗方案，护士为病人插胃管、扎针，药房人员把解毒用的阿托品注射液直接送到护士手中……而我们科室的人员，则做些辅助工作，比如在插胃管时按住病人，协助病人吸氧等，如果中毒较深，我们要在抢救的同时拨打市医院的急救电话，并做好转院前的各项处理，尽可能争取更多的有效治疗时间。
　　“疼啊，疼……”当待产室里传出这样的呼喊声时，就有做剖宫产的可能。夜间手术，最能检验团队合作的默契程度。通常，我先为产妇麻醉，然后由妇产科医生主刀，老院长担任助手，护士为新生儿处理脐带，内科医生和药房人员准备手术后帮忙抬担架。在大家的团结协作下，产妇转危为安，新生儿也用那“哇、哇”的啼哭声划破宁静的夜。做完手术的老院长取下口罩和帽子，擦擦额头上的汗珠，眉眼间尽是幸福的笑……
　　值夜班最害怕的事情不是急诊，而是停电。小镇的电网没有城市完善，停电概率小但往往事发突然。停电时，在老院长的安排下，我踩着梯子把矿灯放在医院大门的十字灯箱上面。充电矿灯一般能使用四五个小时，到了半夜如果还不来电，我会把另一盏矿灯换上。在更换之前，老院长是不允许我睡觉的。他不止一次地说：“门口放上灯，是让得了急病的人知道，停了电，医院照样有人值夜班，要不然，来看病的人就会心慌。”
　　在那些鲜有急诊手术的夜班里，我更多是在学习执业医师考试的内容，从夜幕降临到繁星点点、从月上柳梢到月影西沉。功夫不负有心人，参加工作不久，我便通过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并顺利注册麻醉专业。记得那个值班的冬夜，老院长把我叫到总值班室，拿出了我梦寐以求的小本子，试探着问：“小余，听说你想变更执业地点，看样子这就要走了？”我沉默不语，因为心事被说中。老院长又叹了口气说：“其实我就是想把你留下，可是又一想，咱们这里手术太少，让你留在这儿对你也不公平。唉……”老院长冲我摆摆手，又转过身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夜色，不再说话……
　　不久，我带着些许留恋和愧疚离开了小镇医院。我离开时，老院长已近花甲之年。退休后的他被返聘到医院门诊部专心坐诊，只是不再从事管理工作，也不再值夜班。有一次回小镇办事，我特意到他的诊室里，静静地端详着他，依然是清瘦的面庞，依然是那副老花镜，依然是他习惯用的蘸水钢笔，不过他的手已有些微微颤抖。
　　“院长，您身体还好吧？”我依然习惯这样称呼他。
　　“哎，还行吧，就是老了！你瞧，领导们都不让我值夜班了，现在值夜班的都是年轻医生。”老院长略显失落。
　　“您还惦记着值夜班呢！多辛苦啊！况且夜里病人也不多……”我说。
　　“夜里病人是少，可是夜班得值下去。我听说有些规模较小的医院把夜班取消了，就对领导说，要不是因为有非来不可的紧急病情，谁会在夜里进医院？所以，咱们就得值守在这儿，等着给人看病。你说对不，小余？”老院长有些激动。我点点头，眼睛热热的。
　　只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聊天。
　　几年后的一个秋夜，我接到小镇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老院长走了。第二天一早，我便赶到小镇，不大的医院里挤满了送行的人，除了亲友、同事，更多是周围村庄里的乡亲。老院长在这里行医40多年，无论是内科感冒发烧，还是外科缝合伤口，甚至连红眼病、咽喉炎、皮肤病等，他都能诊治。在那个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年代，这位没有学位头衔、没有高级职称的医者，用他的医术和情怀温暖过小镇及周边的许多百姓。
　　那天临近中午，我们带着老院长暂时离开；入夜时分，又带着他的骨灰回来。看看表，已是晚上7时，值夜班的医务人员准时到位，大门口的十字灯箱也和往常一样亮了起来，它分明在告诉人们——
　　今夜，如果你因病痛不得不来，不必害怕，因为有身穿白衣的人在这里为你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