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贺锋
　 刚过腊八，母亲就打电话给我安置：“过年的猪肉你别去超市买了，我已经给咱村里杀猪的人家安置过了，给咱留个臀尖肉，二三十斤，足够了。”
　　过年割肉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记得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人们的生活都还不富裕，当时我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在学校当民师的父亲年末领到村里发的补助工资后，除了归还平日救急时的借款外，母亲还要再扯上几块布给我们添件新衣裳，已是所剩无几。但毕竟是过年，觉得不能太亏了孩子们的嘴，父亲总是熬到年尾的末集才到街上杀猪卖肉的家里，买上一套猪肝肺或是猪大肠之类的猪杂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些在当时都是被贱卖的。
　　大年三十下午，待饺子包完，父亲便把洗净的猪肝肺或是猪大肠等放到锅里煮。晚上，父亲、母亲、我和弟弟一家四口围坐在火还没完全熄灭的锅灶边，捧着饺子，大口吃着喷香的猪杂碎，也能感到属于那个清贫年月的幸福。
　　当然，好的五花肉也是要割上几斤的，一部分切下来掺着萝卜剁成饺子馅，剩下的被母亲切成厚片在油里过一下做成红烧肉，用于招待大年初二开始到来的亲戚。
　　在那个生活都不富裕的年月，说是招待亲戚，其实很大程度是用那几块肉撑门面。亲戚一般都是半晌午来，中午留下吃饭。午饭无论是饺子还是稀粥，都要置上四个菜。那时的四个菜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就像是一个菜分出来的：白菜炒豆腐干，白菜炒粉条，豆腐干炒粉条……素菜盛到碗里后，母亲从馏馒头的笼屉里用筷子夹出蒸好的红烧肉分别搭在不同的碗上面，每个碗里要保持三到四片。
　　吃饭时，主人与客人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任凭主人如何劝让，客人一般都是只去夹下面的白菜、豆腐、粉条等。直到结束，碗底还是会剩下保存基本完好的肉片。收拾餐桌时，母亲会小心地把几片肥肉重新夹进一个干净的碗里，以备后面再用。
　　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五，家里来了一大帮亲戚，其中有四五个孩子。母亲在厨房忙碌着做了几个菜。为了小孩子，母亲还狠狠心专门多做了一份小磨香油炒鸡蛋。面对一块块诱人的红烧肉，小孩子一顿狼吞虎咽之后，只剩下一桌子空盘子、空碗。母亲收拾餐桌时，急得直跺脚：“这帮孩子咋这么不懂事，后面年还有那么多日子呢，让咋过啊。”是啊，那时走亲戚一般都要持续到元宵节才结束。没办法，母亲只能咬咬牙让父亲到十里之外的镇上再割几斤回来。
　　现在，感觉母亲心目中的年似乎和童谣里馋嘴小孩子的年同步了，只要过了腊八，母亲便着急地操持起来。母亲总怕超市的猪肉不新鲜，每年都专门回到村里安置杀猪的几户人家，让留上一块臀尖肉。到了小年，牛肉也要买上十来斤，提前用盐腌上。原本特不喜欢膻味的她，竟然还要买上十几斤羊肉。“我不吃，总得让孩子们吃吧！”母亲说。到了腊月廿六或腊月廿七，鸡和鱼也要买上一些，提前炸成酥鸡和鱼块。于是，还没等到过年，平时空旷的冰箱里已经被各种肉类挤满。到春节时，大人和孩子吃肉几乎都吃腻了。
　　从大年初二开始，母亲便会在家张罗着迎接一拨又一拨亲戚。也许是为了弥补过去的亏欠，做午饭时，一桌子上七碟八碗，大鱼大肉的荤菜几乎占了一大半，而且各种纯肉菜里几乎不再掺杂一丝素菜。吃饭时，母亲总是不停地劝着每一位客人，特别是孩子们：“吃，多吃点，吃这牛肉、吃这鱼……”还不停地亲手把一片片、一块块肉夹进孩子们的碗里。
　　即使是这样，每每却总是事与愿违。现在过年的饭桌上，就连孩子们的筷子也总是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诸如拌黄瓜、土豆丝之类的素菜盘子里，似乎对各种肉菜都唯恐避之不及了。
　　如今，每当吃饭结束，母亲再去收拾餐桌时，总是直呆呆地望着那几盘只是有些许翻动的荤菜，止不住地自言自语：“这日子真是变了，这日子真是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