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群
　 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有些年头了，小小的镜框四边已经斑斑驳驳。照片中的父亲和母亲还很年轻，大姐梳着大辫子，二姐剪着短发，我和弟弟还没到上学的年纪，妹妹被母亲抱在怀里。依稀记得是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早早得知街上中学里来了照相的，一大早让人捎信通知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去，人太多，排队到晌午头才轮到我们。我和弟弟等得肚子饿极了，照片上的笑容看起来有些不情愿。自此，我们家有了第一张全家福，父亲庄重地把它装进相框里，摆在堂屋那漆色暗沉的桌子上面，虽被母亲日常擦拭得很洁净，却依旧逃不过岁月的漂染。照片上的人是微小的、扁平的，颜色是黯淡的，像蒙着一层极薄却撕不破的黄晕。母亲时常扶着桌子的边缘俯身去看，久久地不动也不言语。阳光好的时候，母亲也会拿起相框，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拭去我们看不见的灰尘，然后喃喃地像是说给我们听，又像是说给照片里的人听：“唉，该去照张新的了，姊妹几个也都成家了……都聚齐了照一张多好。”
　　这话母亲说了好多次，起初我们姊妹几个还纷纷应和着，说争取过年大家聚齐了好好照一张。可日子像是湍急的河流，我们是被水推着向前的石子，身不由己地东奔西走。终日间，我们被孩子、被工作、被自己的小家缚住了手脚，“聚齐”这两个字便像水中的月亮，光柔和地照着却怎么也捞不到手里。一年又一年，堂屋里那张全家福，依旧是唯一的一张。
　　日子就这样在母亲的期盼与我们的歉疚里晃晃悠悠地过去。直到儿子出生，蹒跚学步，咿呀学语，参加高考，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终于到了成婚的年纪。儿子婚礼那天，屋子里挤满了喧腾的喜气，楼下爆竹的红屑铺了一地，母亲也特意从乡下来到城里参加婚礼，还换上了簇新的枣红衣裳，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被孙媳妇敬茶时，笑得眼角堆满了细细的褶子，还用一个平时节俭省下的钱包了一个红包。忙乱过后，弟弟提议：“今天人齐了，妈，咱照张全家福吧？”
　　拍摄地就选在儿子新房客厅里。灯光明亮亮的，打在脸上有些晃眼；背景是墙上贴的一个大大的“囍”字。我们一大家子人，老的少的穿着鲜亮的衣裳，依照摄影师的指挥，按辈分高低排成了齐整的三行，母亲端坐在中间。孩子们嘻嘻哈哈互相打趣，大人们则努力摆出最得体、最圆满的笑容。“咔嚓”一声，时光定格。一个小时后，经过技术处理后的一张电子版的、色彩饱满鲜活的全家福便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我们都围拢过去，指认着照片上的人说这个精神、那个漂亮，夸赞照片拍得“大气”。母亲被我们簇拥在中间，两眼盯着屏幕看了许久许久。屋里热闹的声浪仿佛渐渐低了下去，最后只剩下一片寂静。母亲的目光像一双疲倦的归鸟，缓缓掠过照片上每一张簇新的笑脸，然后落在了我们看不见的虚空里。她轻轻地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叹息声说：“照片是真好，人也真齐整。就是……要是你爸和你二姐也在上头，多好。”
　　只这一句，满屋的喜气像被一根极细的针扎了一下，倏地静了。父亲10多年前去世的，二姐更早，12岁那年，一场高烧带走了她年轻的生命。日子向前奔涌着，我们添了丁、发了福，改换了容颜，仿佛将悲伤也冲刷得淡了。我们以为一张崭新的完美的全家福足以覆盖旧日的遗憾，让母亲心底那长久以来的空缺得以填满，可我们忘了那空缺的形状，是任谁也填补不了的。
　　我想起那张老屋桌子上的旧照。记忆中，在温润的毛茸茸的黄色光晕里，父亲还穿着那件蓝色的中山装，笑得有些拘谨；大姐扎着两条粗黑的辫子，眼睛亮晶晶的；二姐剪着齐耳的短发，嘴角的笑向上扬着，她们站在父亲两边。那时的母亲，头发乌黑，脸颊丰润，抱着小妹的手是那么有力。照片的背景是多年前老屋的门前，一棵拳头粗细的枣树瘦伶伶地立着。后来，老屋翻新，那棵枣树也被砍去了，瓦房也变成了平房。但记忆里一切都在，一切都在那一片安详的永恒的黄色里。
　　我忽然懂了母亲，她心底所珍藏的从来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段完整的再无可能重来的时光。在那段时光里，她的世界是圆满的，没有裂痕，五谷丰登，人畜平安。那张泛黄的照片，便是那片丰饶土地的“硕果”。我们后来的所有奔波、所有成就、所有增添的人丁与喜事，都不过是这片土地边缘新垦的田地。而土地最初最肥沃的部分，早已随着父亲和二姐的离去永远地封存了。她一次次念叨着要拍新的全家福，或许并非真想用新的覆盖旧的，只是想在新的图景里，为离去的亲人找一个仿佛还在的理由。
　　我们总以为向前走，制造新的热闹和团圆，便能告慰逝者、抚平生者，却不知有些位置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我们聚会的席间总有两副碗筷是永远摆着却永远无人动用的，那是思念的重量，是永恒的存在。
　　后来，我把打印并装裱好的彩色全家福也轻轻放到了桌子上，就摆在旧照片的旁边。一张鲜艳如盛夏，一张沉静如深秋。它们并立着仿佛在无声地诉说：这一张，是我们奋力开创的熙熙攘攘的今朝与明天，而那一张才是母亲用一生守护的五谷丰登的故土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