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希彬
　 几十年来，我也吃过不少美味佳肴，但记忆里没有什么烙印。很多很好的味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唯有小时候啃过的一种干馍的味道，藏在舌下，滋养味蕾，时常让我回味。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那年月，买东西都要凭票，小麦被称为细粮，挺稀罕的，蒸馍都是用杂面。所谓杂面，是红薯干、秫秫、玉米等混合磨成的面，以红薯干居多。蒸出来的馍，不但发黑，还硬还粘手。所以当年流行一首民谣：红薯干子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一年到头，基本上都是吃这种杂面馍，只有到了春节，家里才会蒸一点儿白面馍，用来招待客人。但白面馍蒸出来后，只有在除夕晚上和大年初一那天才能随便吃——我说的馍香，就是这种春节期间蒸的白面馍的香味。
　　腊月廿三是小年，不过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较穷，小年和平时没什么区别。但到了腊月廿八、腊月廿九，确实不得不准备了，才开始蒸馍、炖肉、炸油货、过油锅，忙个不停。我们家炸油货和过油锅，一般是在腊月廿九夜里进行，主要原因还是怕弄早了孩子偷吃。那时候年龄小，馋嘴，腊月廿九夜里一直闹着不睡，就等着父亲炸油疙瘩和酥肉，想赶紧吃到嘴里。过年应该准备的东西，基本上会在腊月廿九夜里准备好。之后，父亲会把油炸的东西分层放进一个大筐里，然后用绳子拴着，高高地吊在梁上，只有来客的时候，才把筐放下，拿一些酥肉、肉丸子烩点儿粉条、豆腐、白菜。平时，我和哥哥们只能望筐兴叹，白流哈喇子。
　　但是有一样东西——蒸馍，父亲是不装在筐里吊起来的。一来因为馍蒸得多一些，吊起来比较重；二来相对于酥肉、肉丸子之类的东西，馍不那么金贵。不过，也绝不是放在外面可以随便吃的，而是被父亲放在我家的一口大缸里。那口缸很大，据说是我父亲分家时唯一的家产。缸平时用来盛粮食，过年的时候，粮食基本吃差不多了，父亲就把蒸的白面馍用筛子盛起来，放在缸底，然后上面用盖子盖着，盖子上面还压着东西。
　　顺便说一下，我家的蒸馍是用纯酵子蒸的（那年头没有发酵粉），蒸馍的面被父亲揣过多遍，又是烧劈柴火蒸的，蒸出来的馍又大又白，掰开里面还有一颗大红枣，吃起来硬津津、甜丝丝的，非常筋道。春节过后，乡亲们便开始走亲访友。那时，交通工具落后，谁家有个自行车金贵得不得了，不是关系特别好，根本借不出来。自然，走亲访友的时间就拉扯得比较长。当然，待客用的白馍、酥肉、肉丸子等也就存放得比较长。如前面所说，虽然有白面馍，但那是待客用的。所以，春节一过，不来客人就又开始吃杂面馍了。杂面馍当然没有白面馍好吃，馋嘴的我就一直惦记着缸里的白面馍。
　　春节一过，麦地里的荠菜也长出来了，母亲就让我跟别的小伙伴一起下地挖荠菜或者薅草喂羊。我和几个小伙伴仿佛商量好似的，下地之前，都偷偷地从家里拿一个蒸馍放在篮子里。到了地里，挖一会儿荠菜或薅一会儿草之后，我们便坐在麦田里，拿出篮子里的蒸馍开始啃。此时，蒸馍已放了多日，变得非常硬，还由于水分流失，变得很干，馍瓤几乎是固体状，啃一口一不小心就有馍粒落下。但是，嚼在嘴里，清香甘甜，越嚼越有味，直到在嘴里嚼得湿软，接近糊状才下咽。由于太干，又没有水，有时噎得直瞪眼，但还是小心翼翼地啃，恐怕馍粒掉落。那个年代，白面馍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吃的甜品。
　　这种馍香，我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小孩子之所以喜欢过年，就是因为能够在过年时添件新衣服、吃几顿好吃的、得些压岁钱。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我们这儿先是把生产队分成小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家里的麦子分得比过去多了，馒头里的白面也逐渐多了。到了1980年，农村全部实行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家家户户，粮食都有盈余，馍里的白面更多了。大约从1981年起，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能经常吃白面馍了。诚如大家所知，以后的日子就芝麻开花节节高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生活一年比一年好，直至步入小康。
　　时光荏苒，40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华大地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农村高楼林立，小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到处都是，空调、冰箱、智能手机、液晶电视几乎家家都有。春节来临，除了多一些喜庆气氛，在吃穿上大家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很少有人家再一下子置办很多年货，更不会将东西藏高藏低了。因为跟40多年前相比，现在真的是天天都在过年。
　　馍香，那个一代人的记忆，珍藏在我的心中；馍香，那个一代人的奋斗，书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史中。它使我深深地感悟：是改革开放，拨正了中国这艘巨轮的前进方向；是改革开放，引领我们经风历雨，终见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