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兢业

　　1967年的春节，我们家分了二斤七两肉票。
　　腊月廿六，雄鸡刚刚报晓，我便和娘一起去公社外贸割肉。到了外贸以后，外贸门口已是黑压压一片人群，公社的公安助理李书均维持着秩序，让群众排队。开始的时候，人们还自觉地一个挨着一个排队，当外贸的大门打开以后，队形马上就乱了，人们如潮水般朝前挤。我使劲朝前拱，鞋子被踩掉了好几回，终于挤到前面把肉票递了过去，外贸的老祝接过肉票，给我砍了一块肉，称了称递给了我。我拿着肉高兴地找到娘。娘一看肉上带两根排骨，质问我：“你咋不让他砍一块腰窝？”我见娘生气了，吓得不敢吭一声。
　　回家的路上，我们碰见了同村的守业叔，他的舅舅正是外贸卖肉的老祝。他篮子里的那块肉没有骨头，是腰窝，很肥。俺娘看了看他割的肉说：“俺毛他舅不卖肉，要是他舅是卖肉的，俺割的肉也不会带骨头了。”
　　回到家吃了饭，我约弟弟一起到集市上玩。这时，太阳已接近中午了，集市上的人也渐渐散去。外贸前零零星星没几个人了。弟弟这瞅瞅那看看，忽然在地上拾到了一张肉票，递给了我。我一看是一张三斤的肉票，还盖着章，就胆怯地上肉架前把肉票递了过去。卖肉的罗志勋见我俩是小孩，就问：“这肉票是你们的吗？”我点了点头。他又问：“你家大人咋不来？”我说：“忙，在家蒸馍哩！”因为有肉票，他就给我砍了一块肉。
　　我和弟弟掂着肉走了很远，还听见罗志勋在后面骂：“这俩小孩的肉票肯定是拾的。”
　　随后几天，我和弟弟还往集市上拾肉票，可怎么也拾不到了。那年春节，我们家过了一个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