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佳瑞 唐雅琴
　 在平舆县阳城镇东孔坟村西，有3座高大土冢静静矗立，历经千年岁月洗礼。风拂荒草，汉代砖石若隐若现，仿佛在低声诉说东汉袁氏“四世三公”的辉煌往昔。这片“袁家冢”，犹如一位无言的历史见证者，以其斑驳之躯承载着岁月的厚重，见证了这座千年古郡的深厚底蕴，也铭刻下汝南袁氏曾经的荣耀与辉煌。
　　《千古美谈月旦评》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袁绍从濮阳长任上返乡，临近汝南郡地界时，因担忧许靖、许劭兄弟批评自己骄奢，便遣散车马仪仗，悄然归家。这位不足20岁便主政一方的青年才俊，其仕途顺遂离不开显赫家族的支持。袁绍的谨慎，恰恰反映出汝南袁氏对声誉的看重。而这个家族的崛起，始于一位在雪中坚守尊严的寒士。
　　东汉时期，“三公”是文官体系中最大的3个官职，分别为太尉、司徒、司空，可谓是百官之首。袁氏家族“四世三公”的传奇，起始于生于东汉汝南郡汝阳（今平舆县阳城镇）人的袁安。据《后汉书》记载，袁安出身不凡，其祖父袁良曾担任太子舍人、成武县令，其父袁昌则是汝南袁氏一支的始祖。得益于祖父的教育，袁安少年时期就学识渊博，且为人庄重有威信，因而备受敬重。一年冬天正值大雪期间，袁安贫无所食，僵卧家中，宁可饿死也不去打扰别人。后来，袁安举孝廉入仕，先后担任阴平长、任城令，所在之处属下官吏无不对他敬畏、爱戴。
　　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刘英谋反，第二年到丹阳郡不久就自杀了。由于其生前广交天下名士，朝廷一口气处决相关联者数千人，又关押了数千人在狱中。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性格正直的袁安得到了朝中“三公”的推荐，被任命为楚郡太守，负责处理此事。来到楚郡后，袁安直接到监狱，将没有明确证据的犯人一番审问后直接释放。在袁安的努力下，400多户人免于牢狱之灾，楚王谋反一事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
　　因为办事得力，袁安随即被任命为河南尹。他在职期间政绩斐然，元和三年（公元86年）升任司空，次年又担任司徒，由此位居“三公”之列。袁安一生清廉、不避权贵，朝野敬重，儿子袁敞为司空，孙子袁汤为太尉，曾孙袁逢为司空、袁隗为太傅，四世居“三公”位，人称“四世三公”。袁安的长子袁裳官至骑都尉；三子袁敞官拜司空，成为袁家第二个“三公”。袁安的次子袁京育有两子，长子袁彭做到光禄勋，次子袁汤曾任司空，成为袁家第三个“三公”。袁汤还因拥戴桓帝有功，获封安国亭侯，食邑500户，是汝南袁氏首个封侯之人。袁汤的儿子袁逢官至司空、袁隗官至太傅。自袁安起，袁家四世共出了5位“三公”，家族荣耀达到巅峰。
　　袁绍，袁逢的庶次子。为了让他摆脱庶子身份的限制，袁逢将他过继给哥哥袁成当嗣子。袁绍出任濮阳长时，袁成的正妻去世。按照当时的宗法制，袁绍回家为嫡母办理葬礼，并守孝3年。之后，他又为袁成追守3年父丧，孝名传遍天下，也因此继承了袁成的政治资本和家产。袁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天下莫得而比”，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如今，站在高大森严的“袁家冢”前不禁让人思索：袁家为何选择距离老家汝阳百里之外的平舆新集作为安葬之地呢？推测起来，或许有以下原因：其一，袁家认为此地适合安葬祖先，可庇佑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其二，将家族墓地设在郡治附近，既能彰显家族地位，又便于后世祭祀。平舆射桥古城在汉代是汝南郡郡治所在，新集位于郡治郊外，相比汝阳，更具中心性。
　　每墓冢占地400平方米，冢高4.7米，墓冢共3座，南北向排列。最北边是袁安父亲袁昌之墓，中间是袁安墓，南边是袁安三子袁敞墓。陵园两侧有东孔坟和西孔坟两个村庄，据说是袁家冢的守墓人居住地。当地老人回忆，20世纪初期，无论是往来的商人雅士还是贩夫走卒，无论途经庙湾镇、万冢镇还是射桥镇，远远就能望见那座巍峨的冢墓。
　　然而，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袁家冢，却饱经磨难。“七七事变”后，驻扎在汝南县城的日军中队以地质勘探为名，公然对袁家冢进行挖掘，珍贵的陪葬品被洗劫掳掠。此后，盗墓者更是接踵而至。
　　值得庆幸的是，2010年，阳城镇党委、镇政府与海外的中华袁氏宗亲联谊总会取得联系，对袁家冢重新规划。他们修缮坟墓，修建山门、牌坊，栽种松竹，整修道路。2011年5月27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袁氏宗亲700多人参加了落成典礼和祭拜仪式。如今，袁家冢及周边地区已成为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地标。
　　追溯袁家兴衰历程，也让人对射桥古城曾是闻名天下的汝南郡郡治深感骄傲。平舆新集作为袁家冢所在地，见证了东汉末年的风云变幻，更承载着平舆这片土地对家风、祖训、文脉的千年坚守。海内外的袁氏后人每年都会到袁家冢进行祭祀活动，这不仅是对祖先的缅怀，更是平舆文化生命力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