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新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谷雨时节，年近古稀的汝阳（今河南省汝南县）县令邱天英拄着竹杖，行走在汝阳城外的广袤田野上。举目远望，弯弯的汝河水在静静地流淌，新翻的田垄散发着潮湿的芬芳，麦苗在春风中舒展着嫩叶，远处不时传来农人悠长的吆牛声。见此情景，老人弯腰抓起一把新鲜的泥土，用细长的食指拨捻着。也正是这样一把被汝河水泡得发黑的泥土，让老人不由得想起10年前赴任汝阳第一天时的情景。
　　赴任水患之地
　　康熙十八年（1679年）深夏，邱天英（陕西渭南县人）被任命为汝阳知县。在此之前，他就听闻地处中原腹地的汝阳县是一个水涝频发的地方。境内有汝河、沙河等大小河流10多条，每到夏秋之际，河水泛滥，淹没农田，冲毁民居，百姓流离失所，朝廷急需一位能吏坐镇此地，整顿水患。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名新科进士，邱天英上任那天是踏着齐膝深的泥水走进县衙的，头上的乌纱帽还在往下滴水，皂色官靴也裹满黄泥。到任后的第二天清晨，邱天英并未急于升堂理政，而是独自登上汝阳城楼，举目远眺，但见晨曦中的汝阳城宛如漂浮的孤岛，城西汝水河道淤塞成滩，城南千亩良田浸泡在齐腰深的水中。他急步走下城楼，换上布衣草鞋，带着几名衙役步出城门，沿着汝河岸畔开始实地走访。在城南3里处，邱天英看见几个农夫正赤脚站在水田里摸捞泡烂的麦穗儿。
　　为了找出造成水患的原因，邱天英用了1个多月时间，仔细考察汝河的水势规律，观察汝阳城的地形地势，亲自测量河道宽度与淤泥深度。最后，他得出结论：汝阳水患之根，在于境内有多条河流，“故每经霪雨，山水暴下，河不能容，汇为巨泽，……”，加之河道年久失修、堤坝单薄，每遇暴雨则溃决成灾。若想根治水患，“非依古人筑堤穿渠之法不可”。查出问题症结后，邱天英深知，治水需要人力物力，而连年灾荒已使县库空虚。于是，他就上书州府，请求拨付钱粮。同时，为了疏浚河道，他提出“以工代赈”之策，每日发放米粮为酬，并在汝阳城头贴出告示：“凡参与疏河者，日给米二升，免徭役五日。”
　　汝河治理工程启动那天，邱天英脱下官袍，换上短褐草鞋，带领全县2000名壮丁开赴治水工地。在城西汝河古道，他抡起铁锨示范：“须得挖出三尺深沟，两侧培土夯实，方成导流之渠。”
　　为了严把工程质量，邱天英每日亲临河岸督工。他命人拓宽河道，挖深淤塞之处，并在低洼地带修筑石堤。为防贪腐，他公开账目，要求每一文钱、一斗米的去向都需记录在册。有乡绅试图贿赂他，将工程包给自家亲族，被他严词拒绝：“河工关乎万家性命，岂容私心？”工程进行到第七日，暴雨突至。新挖的沟渠瞬间变成咆哮的黄河，三十丈堤坝危在旦夕。邱天英抱起装满石块的竹筐就往决口处冲，衙役死死拽住他的腰带：“大人，使不得。”他挣开众人喊道：“本官今日若退，明日全城百姓就要睡在房梁上。”数百民工见此情景，纷纷跳入激流，用身体筑起人墙。三天三夜后，汝水终于驯服地流入新河道。
　　一年后，由邱天英主持修筑的新河道全面竣工。次年夏季，暴雨如期而至，但汝阳境内再未发生决堤。百姓感念其德，称这段河堤为“邱公堤”。
　　田垄上的算术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小满时节，汝河两岸无际的麦田泛起金色波浪。
　　这丰收的奇迹不仅归功于邱天英治水的功效，更源于他独创的“田册重建法”。他将全县耕地按地势高低分为三等：高地种麦，平坡栽桑，低洼处改种芦苇。为打消百姓顾虑，他带着算盘走遍四里八乡，给百姓细算收入账：“诸位乡亲请看，1亩芦苇可产席材20领，市价300文；若种粟米，水淹则颗粒无收。”说着拨动算珠，“种3年芦苇固土培基，第四年改种豆菽，可保收成”。哗啦作响的算盘声，加上邱天英丝丝入扣的解说，让汝阳百姓第一次体悟到这位头戴红翎乌纱帽县令的恤民之情。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汝阳城，流传着“县令卖马”的故事。当时官府库银见底，邱天英就将坐骑青骢马牵到洛阳马市，换回300两白银购买桑苗。主簿含泪劝阻：“大人难道要徒步巡乡？”他笑道：“本官脚力尚健，正好与民同劳。”
　　5年后，汝阳县的赋税簿册呈现惊人变化：桑田从800亩增至5000亩，芦苇种植面积3000亩，麦粟产量翻了两番。更难得的是，邱天英将这些数据悉数刻成《劝农碑》，立在县衙门前供百姓查阅。碑文中那句“官仓之粟，粒粒皆民膏”，至今仍被老农用来教育子孙。
　　纸上的江山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汝阳城水患稍平，为细致了解研究汝阳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邱天英想找一本县志翻阅一下。可是，在翻遍县衙库房的角角落落后，他只找到半部虫蛀的万历版县志。纸页间记载的“汝阳八景”等自然景观在连年水患中早已面目全非：紫逻晴岚的山麓堆满泥石，云梦烟雨的湖畔成了芦苇荡。至此，他赫然明白：汝阳自明初以来还未修纂过县志，历代治水、赋税、民俗等记载散佚不全，官员施政无据可循。他当即决定，由自己牵头编修一部《汝阳县志》，并提笔在残破的封皮上写下：“今志不修，何以告后人？”为了确保志书的真实性，邱天英拟定编撰体例，要求“事必核实，文尚简质”。为收集资料，他带人走访村落，抄录碑刻族谱；为考证历史，他查阅府库档案，甚至派人赴邻县核对史料。有下属建议虚美本地人物，他批注道：“志书乃信史，虚饰则贻害后人。”
　　在编撰卷一《舆地志》章节时，他在全面介绍汝阳星野疆域、山川形胜的基础上，特地撰写了《汝阳治水议》作为附录。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介绍了汝阳水患的成因与治理经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除夕，县衙后院的雕版作坊飘着松烟墨香。邱天英哈着冻红的手，校对着最后一批县志刻板。轻抚着新印的纸页，邱天英感慨万端：“昔年大禹铸九鼎图万物，今吾辈修方志，当使后世知民生之艰、技艺之珍。”
　　邱天英离任时，汝阳百姓夹道相送。有老农泣道：“公去之后，水复来，谁为吾障之？”他答道：“志书已载治水之法，后之君子循此而行，汝阳可安。”果然，清代汝阳数次遭遇大水，地方官皆以《汝阳县志》为指南，依邱天英所绘河道图疏浚修缮，屡免大灾。如今，《汝阳县志》已成为清代《河南方志》中的佳作，而邱天英所倡的“务实”“恤民”之风，亦被后世为官者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