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铁成 赵心田

　　元和十三年（818年）春，在蔡州忙于政务军务的彰义军留后马总，接到朝廷从长安送来的平淮西碑碑文，这是裴度的部下、原行军司马韩愈奉唐宪宗的诏令精心撰写的，煌煌1800多字。
　　马总平叛期间在裴度手下任职，对这场艰苦的战事深有感触，经过细致考察，决定将立在蔡州北门外的吴少诚德政碑的碑文磨掉，在这块体量高大的石碑上重新镌刻韩愈写的碑文。
　　平淮西碑坐落在石龟底座上，高10米，与北边不远的天中山平齐。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曾到蔡州城瞻仰这座石碑，并在诗中写道：“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文章盛名天下皆知，蔡州城内外的军民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平淮西碑，对碑文赞不绝口。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之后，一队唐军骑兵疾驰而来，在蔡州城北门外平淮西碑下停下来，亲历雪夜入蔡州的李愬部将石孝忠指挥士兵，用长达百尺的绳索套在平淮西碑上，将高大的石碑拉倒在地，石孝忠还怒气冲冲地挥动大锤将石碑砸碎。
　　马总闻讯大怒，派官吏前去捉拿，没想到石孝忠不但不认罪，反而将蔡州官府的一位官员打死，事态一下闹大了，便立即上报朝廷，要求严惩犯上作乱的石孝忠。
　　事关朝廷颜面与皇帝威严，一纸公文发到蔡州，石孝忠被押到长安。
　　这场风波，一边涉及的是劳苦功高的宰相裴度，一边涉及的是雪夜奇袭蔡州的飞将军李愬，在唐宪宗眼里都是举足轻重的人才。他当面严厉责问石孝忠。
　　石孝忠是李愬雪夜入蔡州的前锋将领，他叩头回答：“我罪该万死，不过今天能够见到天子，即使家灭九族，也没有什么怨恨了。我跟随李愬将军作战时间很久了，他的一言一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攻打蔡州时，我是第一个冲上城楼的，整个战斗过程都亲眼所见，吴元济被活捉完全是李愬将军的功劳，裴丞相和其他将军事先连消息也不知道。李愬将军这样大的功劳，在刻石记功的碑文中却不突出，反而将功劳都记在裴丞相身上，这太不公平了。”
　　唐宪宗听后，感到石孝忠言之有据，但接下来的回话更令他深思。
　　石孝忠着重说：“李愬将军看到碑文，并未不满，可是赏罚这样不公，假设再出现蔡州吴元济这样的叛贼，像李愬将军那样有雄才大略的将领，是否还愿意为陛下出力呢？之所以推倒碑文，不单是为李愬将军鸣不平，也是为了替陛下纠正赏罚不明的偏差。如果我不推倒石碑，官员就不会捉拿我，我不杀死审问的官员，怎么能见到陛下呢？”
　　石孝忠的一席话，令志在削平藩镇割据的唐宪宗深以为然，不但下令将石孝忠无罪释放，还命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碑文，经过皇帝亲自审阅，再发往蔡州重新刻碑记功。
　　韩愈在裴度身边亲历了平定淮西之战，事后因功升任刑部侍郎。他虽然是一代文豪，接到圣旨后感到事态重大，“经涉旬月，不敢措手”。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韩碑》诗中描写道“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说韩愈精心构思，撰写修改长达70天才定稿呈送唐宪宗审阅，获得恩准认可，送到蔡州刻在石碑上昭告天下。
　　但在韩愈碑文1800多字，有关李愬雪夜入蔡州的叙述仅有42字，文中还称深受李愬信任、献计奇袭蔡州的李祐等将领为“贼将”，这当然无法令西路唐军将士心服口服，也影响正在削平藩镇叛乱的前线官兵士气。
　　唐宪宗倾听石孝忠的陈述后，断然决定让翰林学士、祠部郎中段文昌重写碑文。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二月，重新刻制的平淮西碑矗立在蔡州北门外，碑文从韩愈版本改为段文昌版本，此事不但在朝廷内外引起热议、众说纷纭，还在以后的文坛上留下了千年纷争。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写《韩碑》诗为韩愈鸣不平。唐朝以后的历代吟咏平淮西碑的诗篇大多也是赞扬韩愈版本的，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对平淮西碑写诗《董伯懿示裴晋公平淮右题名碑诗用其韵和酬》云：“退之道此尤俊伟，当镂玉牒东燔柴。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借此抒发胸臆。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十八，淮西大地漫天飞雪、寒风凛冽、行人稀少，蔡州北门外通往首都汴京的官道上，大文豪苏轼和他的儿子伫立在雪花中，凝神观看着高大的平淮西碑。半年前，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政敌陷害被捕入狱，后被贬往湖北黄州。他在大年初一离开汴京南下，在风雪中走了18天，途经200公里路来到蔡州，入城前想到当年蔡州的一碑两文奇事，想起自己遭受的不白之冤，在风雪中观看平淮西碑，感怀不已。十余年后的绍圣年间，苏轼再次被政敌陷害贬往南方，在途经江西樟树临江驿站时，挥笔在墙壁上写出诗篇：“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苏轼对平淮西碑之争写出自己的看法，他是倾向韩愈碑文的，这对以后的文人影响很大。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蔡州官员陈珦命人磨掉平淮西碑上的段文昌碑文，重新刻上韩愈写的碑文。这座碑文在明清两代又经历三次刻石，留下了“一碑、两文、六刻”的传奇故事。
　　政和元年的平淮西碑后来毁于战火，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汝宁知府冯志重刻，立在汝南城北，仍然采用韩愈碑文。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汝宁官府重建“四公祠”，以纪念裴度、颜真卿、韩愈、李愬，再次重刻韩愈平淮西碑。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汝阳（今河南汝南）知县查人渶重刻平淮西碑，依然采用韩愈碑文，由46块刻石组成，每块长0.77米、宽0.37米、厚0.03米，如今在汝南存留下了33块。其中7块被精心存放在汝南县文物保管所里，青石上的韩文刻石，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流畅俊秀，潇洒飘逸，见证着洪汝河流域的金戈铁马战事，也辉映着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之光。
　　清咸丰元年（1851年），裴度后裔裴骅，请光禄大夫、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寿阳祁寯藻以楷书重书韩愈平淮西碑碑文，刻立于裴度故里山西省闻喜县裴柏村裴晋公祠。一碑四石，每石高2.5米、宽0.9米。此碑享有裴度功绩、韩愈文章、祁寯藻楷书、刻石精微“四绝”之称，号称“四绝碑”。
　　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钱大昕，引经据典，详细考证，认为段文昌碑文胜于韩愈碑文，他是从历史角度看争端的。
　　教育部把北宋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中的有关记载，选编入中学语文课本，课文题为《李愬雪夜入蔡州》，在内容上主要叙述李愬率西路唐军冒雪奇袭蔡州，对其他路唐军作战提及很少，一代又一代的中学生先后阅读过，影响甚大。
　　就在当代，学者文人还对此各抒高见、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