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绍慧
　 “爸爸，是不是这棵大槐树？好大好大哟！”
　　“啊！大门前真有棵大槐树。终于找到了。村子最后面，应该是这里了。”
　　夏日的中午，母亲刚要进厨房里忙活，听到大门外的对话，循声走了出去。
　　一辆红色小轿车，旁边站着看样子是父子俩：大人约莫40多岁，少年看样子有十五六岁。母亲很惊异，似乎没有这样的亲友啊？还没等母亲缓过神来，中年男子快步走来，想热情地握住母亲的手，可那双手在母亲疑惑的目光中又慢慢收了回去。
　　“阿姨，我叫杨正启，这个是我儿子。您肯定不认识我，但您记得40年前的冬天有个晚上，您和叔叔收留了两个饥寒交迫的买粮人。第二天早上，人不见了，您又丢了半袋红薯干的事吗？”
　　半袋红薯干？怎么会不记得？40年前，那可是一家人近一个月的口粮啊！母亲上下打量着这个中年男子，疑惑的眼神渐渐变得深远，犹如村头的老井，在悠悠晃动的水波里，往事突然舒展开来……
　　1979年的那个冬夜，寒风如暴怒的野兽呼啸而来，鸡公山脚下一个小山村八九点几乎看不到灯火，因为人们早躲到被窝里御寒去了。我家在村子最后面，1975年8月那场洪水把我家土坯房泡塌了一半后，父亲在村民的帮助下竭尽全力盖了村里第一栋瓦房。没有围墙，母亲正在煤油灯下做着针线活，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父亲起来开门，是两个30岁左右的男子：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一个男子恳切地说，他们是邻县的，就住在山的那边，快过年了，家里粮食不够吃，出来买点粮，可是啥也没买到。（那个年代，谁家会有多余的粮啊？）现在还饿着肚子，想借宿一晚，淳朴善良的父亲答应了。至今我依然佩服他的好客和好心。没啥好吃的，仅剩的几个窝窝头父亲全给他们吃了，吃饱又安排在堂屋最东头的一间贮存粮食和蔬菜的屋子里住下。虽然打地铺，父亲拿出棉花被，却让他俩感动得连声道谢。
　　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父母起床后，两个陌生人不见了踪影，还把我家半蛇皮袋红薯干也顺便带走了……
　　母亲数落父亲，不该留宿陌生人；八九岁的我也跟着埋怨父亲。半袋红薯干，准备磨面兑一半小麦粉，做花卷馍过年的。父亲抽着自卷的纸烟，不住地自责，叹气道：“估计他们家实在断粮了，咱们再想想办法吧！”
　　想什么办法呢？那个春节，一家人过得紧巴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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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如烟，散尽了所有怨恨。母亲赶紧说，好像有这事，但都过去了。
　　就是这里了。杨正启握住母亲的手，颤抖着说：“阿姨，40年前，带走了您家半袋红薯干的，是我的父亲。我就是代他来道歉的。”
　　“都过去了，过去了。”母亲是记得的，其实心里多少还是有点芥蒂的吧。
　　“可是我父母愧疚了几十年。其实，那件事以后没多久，村里包干到户，连年丰收，不愁吃了。父亲早想来亲自道歉，但始终没有勇气。他年前病重的时候才告诉我这半袋红薯干的事。那时一大家人实在没得吃了，可也不该这样啊。父亲本应感恩戴德，可是……他记得村名，记得阿姨家门前有棵大槐树。临终再三嘱咐，一定要我登门致歉赔偿。”正启几乎说不下去了，眼泪不住地流出，潮湿地划过脸颊。
　　母亲还能说啥呢？她鼻子早已酸酸，正如父亲当年说的，要不是有难处，谁会这样呢？“都过去了，都过去了，现在不都好好的吗！”
　　看来母亲真的原谅了，正启父子俩也算不虚此行。
　　“爸爸，赶紧把礼品拿下来吧！”说着，父子俩打开车厢，拎起了“不堪重负”的礼品，在母亲一再推辞下还是搬到了我家堂屋里。
　　那个中午，他们父子俩没有拒绝母亲的心意，在家里吃了一顿农村的粗茶淡饭。当知道我父亲几年前因积劳成疾去世时，正启拍着头后悔还是来晚了。聊天中，母亲得知正启在省城机关工作，他儿子读高中了，成绩很优秀，也很懂事。这以后，曾经的陌生人想必是亲如挚友。其实，上天怎么会愧对助人知恩的两家人呢！
　　午后的乡村，树荫浓密，蝉鸣动听。历经沧桑的大槐树似一位耄耋老人，见证了这半袋红薯干的往事。
　　母亲目送着这辆红色小轿车消失在下坡的山间小路上。
　　“阿姨，我们有空还回来看您……”老远还在回荡着他们的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