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贺锋
　 对于一个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人来说，我的童年在父辈的眼中简直是掉进了蜜糖罐里。
　　从记事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父母所描述的难以下咽的“黑窝窝头”，也没有经历过那种“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日子。每每听到父母亲描述自己的童年，便会感到自己很幸福。可那时毕竟是一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很难找出值得炫耀的东西，这对于一个正在贪吃的孩子来说又显得多么单调和不足。
　　那时，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听到村里有拨浪鼓的声音，那有节奏的鼓声意味着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一个个飞奔似的回家，又突然箭一般地蹿出。待父母亲回过神来，发现刚才我们怀里的“破鞋底”“麻绳头”“塑料布”已经换成了口中的“江米糕”“江米苔”，那香甜味能在嘴里留上三五天。
　　现在回味起来，感觉自己的童年犹如咀嚼了一口将要成熟的磨盘柿子，甜中带着淡淡苦涩。
　　夏季是难熬的，对于刚刚圈在村里小学教室的孩童来说是难熬的，而最难忍受的却是学校大门口那低一句高一句的“冰棍儿、白糖冰棍儿”的诱惑。那时的白糖冰棍儿虽然只要两分钱，但那味道比现在十几元的冰激凌都美味。
　　可那时的自己又是那样“没出息”。每次路过学校门口那位用二八自行车驮着用棉布和塑料布包裹了几层的冰棍儿箱子的叔叔跟前，脚底下就像抹了白乳胶水一样，腿就抬不动了，总是要逗留一下，眼巴巴地盯着那个箱子，似乎能闻到里面飘出的甜甜的味道就很满足了。
　　有钱的孩子还是有些的。他们能小心翼翼地从上衣或是裤子的口袋里摸出一枚枚两分或五分的硬币，买到一个个冒着“热气”的冰棍儿，潇洒地揭掉外面的薄纸，将光光的冰棍儿迅速含到嘴里，狠狠地嗍上一口。
　　鸡蛋能换冰棍儿！这不知是谁先发明的，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有的孩子拿着一个鸡蛋递给卖冰棍儿的叔叔，也能得到一个湿淋淋冒着“热气”的冰棍儿。知道后，我挺兴奋的，在当时的我看来，鸡蛋的问题应该比钱好解决。家里的鸡蛋是不能随便拿的，因为那在母亲心中都是有数的，母亲甚至在今天就能算出明天家里的母鸡能下几个鸡蛋，如果被母亲觉察，会付出惨痛的皮肉之苦。
　　不过，对于一个被美味诱惑住的孩子来说，这个问题是难不住的。那时的农村家院很少有院墙的，讲究一些的家庭会把秋天的苞谷秆扎集起来当围墙，很多家院四面敞开，所以想进哪家院子是很寻常的事。几个和我一样境遇的孩子一商量，便有了我们的鬼点子。
　　那时的农民似乎没有现在奔波劳碌。特别是夏季的中午，人们总是要午睡，稍懒的能一直睡到傍晚。这时便成了我们“作案”的良机。那个年代，之于农村人，鸡蛋是一项主要收入，家家都是要养鸡的，多者几十只，少者也要十几只。家家在院子里都要垒一个鸡窝，既是供鸡子们晚上栖息的地方，也是下蛋、孵崽的地方，现在也就成了我们“作案”的目标。看准了人家，几个孩子便猫着腰、踮起脚，悄悄地溜进院子，直奔鸡窝，看见鸡蛋就急忙下手，没有就急忙抽身。不过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我们溜到了鸡窝，正要下手，谁知只顾到上面没顾到下面——鸡窝下竟然睡着一只满身棕黄的大狼狗，不知是谁踩到了它的尾巴，狗突然从鸡窝下面凶猛地蹿出来，汪汪叫着向我们身上扑来。我们顿时吓得哇哇直叫，一个个四处狂奔起来。
　　庆幸那时有严格的家教，在一次“行动”败露被鸡蛋的主人告到学校，经历父母一番狠狠棍棒教训后，便再也不曾动过造次的念头，也最终使自己走出了老人们关于“小时偷针，长大偷金”预言的轮回。只是直至今日，虽近四十年时光流逝，偶尔忆起，还是会瞬间面红耳热。现在，每每带着儿子路过那些琳琅满目的水果店或是奶香四溢的蛋糕店时，望着儿子连头都不扭一下坚定走过的步伐，我知道，自己的童年之于儿子亦如父辈的童年之于我们，都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