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新立
　 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由于工作关系，接触面并不算太窄，可谓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都有过深浅不一的交情，甚至出现推杯换盏、勾肩搭背的亲密情景。对于这种情形，说心里话，我常常在酒醒之后，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皆成云烟。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王奎山老师。一生中，我与他只有一次短暂的谋面，然而他却以大智若愚、大拙无锋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
　　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满身浮躁的文学青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文学这个行当正红得发紫。说句题外话，当时，河南省妇联主办的刊物《妇女生活》，其中有一档栏目《鹊桥》很受读者欢迎。男女征婚者在推介自己时，开头第一句就是“某男（女），酷爱文学，有作品在报刊发表”，然后以此为条件，要求对方必须高大伟岸或贤惠善良，否则就有些配不上自己这样一位文学发烧友的意味了。插说这样一件小事，就是想说明当时那个年代，文学的地位有多么崇高。生逢其时，我也爱上了文学。劳作之余，我穷搜博览，四处拜师，只希望自己稚嫩的文字早日能够化作铅字发表。那时，驻马店地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驻马店报》刚刚创刊，那是一张小型对开四版的报纸，在第四版竹沟文学副刊里，有一个《七彩人生》栏目。而在这个栏目里，每期都要发表一篇署名作者是王奎山的小小说：《紫纱巾》《蓝风筝》《绿发结》《黑蜻蜓》《红绣鞋》《别情》等。这些作品篇幅都很简短，但在每篇作品中，作者都要给广大读者塑造一个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生活环境大多集中在豫南乡村，都是一些普通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虽然他们的身份像山野间的青草一样普通，甚至有些卑微，但他们都具有淳朴善良、热爱生活的天性。在他们有限的生存空间里，无不表现的乐观豁达且情趣盎然。其中，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小小说《别情》：莽子探亲要回部队，未婚妻小娥进城送他。在车站广场候车时，莽子突然想再亲一下小娥。由于是大白天，做这个举动不方便，莽子便把登车时间改到夜里十时。按莽子的话说：“不再亲你一下，走了也不安生。”哪曾想，莽子的计划竟然被自己的老爹打乱了。老爹见未过门的儿媳妇一大早送儿子迟迟未归，害怕有什么闪失，就火急火燎地赶到车站，找到了儿子和媳妇。老爹的到来，让莽子的计划彻底泡汤了，最后只得一个人登车归队。临进站时，莽子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咱乡下人，办个事真难呀！”爹却说：“难啥？从乡里到城里有汽车，从城里到部队有火车，难个啥？要搁往先……”小娥偷偷地笑了。故事情节到此戛然而止。
　　当时，我在读完这篇小说时，心中那股激动劲儿无法用语言形容，彻底被王奎山这位不曾谋面的高人征服了。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渴望，什么时候才能够拜见一面这位文学高人呢？那时，我偏居汝南、正阳两县交界的一个小乡村，几乎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中，拜见王奎山，只能成为我心中一个长久做不完的梦。
　　怀着这份期冀，不觉间到了2004年，我从农村走进了县城政府机关谋到了一份舞文弄墨的差事，也就是在这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县文化部门邀请全市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在天中山招待所召开梁祝文化研讨会。我作为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那天，我提前走进会议厅，一眼就发现摆放着书有王奎山名字的座签。当时，我心中禁不住一阵狂喜：终于可以拜见久仰的文学前辈了。为了方便与王老师近距离交谈，我特地找来一把椅子，放在王老师座位斜侧不远的地方。不大会儿，参会人员开始进场了，就见一位个子不高、一脸憨厚的中年男人迈着不疾不徐的步子走到王奎山座签旁，稍作停顿，侧身坐进铺有厚厚绒毯的座椅里，然后端起桌上一杯飘着白雾的毛尖茶，用厚厚的嘴唇轻轻地吹几下，就轻轻地啜饮起来。我站在一旁，欣赏着他的那份自在、那份飘逸，心里禁不住升起一份浓重的敬意。
　　关于对王奎山老师的第一印象，我在数年后读到全国著名小小说作家杨晓敏对王奎山的描写后，感触更为深刻：“奎山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用河南方言来说，犹如席篾子在脸上划了一道。不相称的倒是嘴巴奇大，在五官的比例中，漫画般的夸张。这一大一小，使奎山增添不少魅力。”
　　会议讨论期间，我走到王老师身边，悄声对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后，真诚地说：“王老师，我很喜欢文学，很早就在《驻马店报》读过您的小小说，特别喜欢，请您以后多多指教……”王老师听了我的话，咧开大嘴哈哈一笑说：“我写的那些东西，都是自己弄着玩的，上不了大台面，你可不能当真哦！”王老师的自谦，让我对他倍增敬意。随后，王老师对我说：“有空到驻马店找我，我用驻马店的胡辣汤招待你。”说完，又呵呵地笑起来。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王老师见面，也是一生中唯一的见面。如果王老师还活着的话，或许，在他接触的各色人等中，他不一定还记得我，不一定还记得请我喝胡辣汤的承诺，但是他却以自己作品的魅力带给我一生最为满意的艺术享受。
　　感谢您，奎山老师！愿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