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利

　　父亲年轻时是磨豆腐的行家。
　　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候，父亲也就是20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与爷爷奶奶分家之后，他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
　　在豫南偏僻的村庄里，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亩三分地上。父亲也不例外，只是我出生后，父亲为了生计更加忙碌了。村里有一个大爷会磨豆腐，自家也有磨坊，父亲头脑灵活又勤快，愿意学手艺，所幸大爷也愿意教，还把他家的磨坊和驴借给父亲用。
　　就这样，父亲每天把泡好的黄豆挑到村东头的磨坊里，驴子拉着磨，一圈又一圈地把黄豆磨成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驴拉磨是要蒙着眼睛的，父亲说是为了防止驴干活的时候吃黄豆。借用人家的磨坊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父亲便买了一台打浆机，银灰色，样子像个木马，插上电后还需要把泡好的黄豆一瓢一瓢送进去，稍不注意它还会被黄豆“噎”住，需要父亲修理一番再继续工作。
　　从打豆汁、过滤豆渣、熬制豆浆到石膏点成豆腐脑，最后把豆腐脑压成大块豆腐，这样一道道工序，父亲在精益求精中重复了10年。父亲从不吝啬，磨豆腐的时候，凡是来串门的大人、小孩，豆浆、豆皮、豆腐脑一应管够。
　　父亲做的豆腐色泽细白、嫩滑爽口，是方圆十里最好吃的。尽管质量好、口感好，可是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同村磨豆腐的就有3个。所以，小时候的记忆里，早晨醒来是看不到父亲的，他为了赶在别人前面卖豆腐，早上5时许便去了。天气好的时候，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悬挂两个箩筐，骑车去；下雨的时候，父亲肩挑箩筐，步行去，边走边吆喝。一年四季如是。
　　1994年前后，离家10公里的矿山被开发，父亲多了一项工作——搬石头。父亲勤劳，又不愿意丢掉磨豆腐的老本行，每天下午母亲把豆汁打好，父亲从山上下班回来，晚上加班做豆腐，第二天早起送往山下的餐馆，然后再到山上做工。
　　10年间，一粒粒黄豆、一块块豆腐，一天天早起晚归，父亲终于熬成了两鬓如霜。就这样，当时卖2毛多1斤的豆腐，在父亲长年累月的积攒下，在母亲的相扶相持下，1999年，家里的红砖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
　　后来，随着“民工”一词热起，父亲也加入了这个行列。父亲很多年不做豆腐了，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念念不忘他做的豆腐。父亲对他们说，再过几年，外面的活干不动了，还回家磨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