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滂坡村从古沿用至今。
　□ 张 朝 
 近日，记者赶赴确山县刘店镇古庄村，在村中路旁，有一块杂草丛生之处。经村民指引，此处便是东汉名士范滂的归葬之地——范滂墓。该墓碑自中间纵向断裂，右上碑角残缺，“范滂”二字损毁严重，其余字迹则相对清晰可辨。
　　现存残碑上的清同治年间字样，印证了当时确山县令重修范滂墓、重立墓碑的史实。碑文中清晰可见“清同治七年岁次戊辰冬月”。据《确山县志》记载，清同治年间确山知县为戴文海，据此可推断，戴知县是范滂的崇拜者，立志成为像范滂一样的官员，因此在上任之初，便主持修葺了范滂墓。
　　在古庄村，几位年长村民回忆，范滂墓毁于数十年前。据他们描述，墓室原有两扇石门，墓中还曾出土过小陶人、陶鸡、陶狗等。如今，除残碑外，仍留存一扇石墓门，门体构件上的朱雀花纹依稀可辨，纹路古朴，尽显汉代工艺特色。
　　有关史学家考证，汉代墓室双墓门多有固定规制：左门绘朱雀，象征南方、阳气与祥瑞；右门绘白虎，象征西方、镇煞与辟邪。从古庄村现存墓门的朱雀画像来看，可推断该墓葬为汉代所建。有村民回忆，曾有一扇与现存墓门对应的另一扇石门，早年被丢弃于附近河边，历经岁月侵蚀，如今已踪迹难觅，推测该石门便是规制中的白虎门。
　　古庄村向南不远处有“范滂坡”村，村中世代流传着村民为范滂守墓人后代的说法，延续着对先贤的缅怀之情。
　　据确山县史料记载，该墓地呈正方形，占地面积约7500平方米，其中墓冢面积约400平方米，高出地面约4米。历史上，该墓曾多次遭到破坏，一次村中修建水利沟渠时，墓冢封土被取用，墓葬遭到严重损毁。墓穴里共出土上百件文物，包括石猴、石马、护心镜及小型陶制品等陪葬品和石条方门。
　　1983年，确山县人民政府将范滂墓列为全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墓冢四周400平方米为保护区，使这一历史遗迹得以留存，用以昭示后人。
　　史籍记载中的范滂
　　明万历《汝南志·古迹》：确山县记载，征羌故城，在县东，汉所置县。范滂，汝南征羌人，东汉时期大臣、名士，与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尹勋、蔡衍、羊陟并称为“八顾”；范滂为汝南俊彦、汉末清流名士。
　　范滂事迹的完整官方正史记载，出自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第五十七》；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以编年体体例对其事迹予以佐证。二者均属二十四史或官方钦定正史，具有极高的史料权威性。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少厉清节，品行高洁，为州里乡邻所信服，后被举荐为孝廉、光禄四行，跻身仕途。
　　太守宗资早已听闻范滂之名，恳请其担任功曹，将郡中政事托付于他。范滂任职期间，严于律己、整顿吏治，疾恶如仇、坚守原则。凡品行违背孝悌之道、行为不循仁义之规者，皆被他驱逐出境。同时，他极力举荐品行高洁、有特殊气节之人，提拔出身寒微却有才德之士。
　　范滂后来被释放，南归故里。启程离开京师时，汝南、南阳两地的士大夫前来迎接他的车马竟有数千辆之多。一同被囚禁的同乡殷陶、黄穆，也得以赦免，与范滂一同归乡，始终护卫在范滂身边，代为应对宾客。范滂回头对殷陶等人说：“如今你们跟随在我身边，只会加重我的祸患。”遂劝说二人离去。
　　建宁二年，朝廷紧急追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抵达该县，怀揣诏书，关闭传舍，伏在床榻上痛哭不止。范滂听闻此事，叹息：“这必定是为了我而来。”随即主动前往县衙投案。县令郭揖大惊，当即解下印绶，劝说范滂与自己一同逃亡，并说：“天下如此之大，您为何偏偏留在此地，自投罗网？”范滂答道：“我死之后，祸患便会平息，怎敢因我的罪过连累您，又让老母亲流离失所呢！”
　　范滂的母亲前来与他诀别，范滂对母亲叩首说：“弟弟仲博孝顺恭敬，足以供养您安度晚年，我便跟随龙舒君（范滂之父）共赴黄泉，生死各得其所。恳请母亲割舍这份母子之情，不必为我增添悲伤。”母亲含泪说道：“你如今能与李膺、杜密齐名，即便身死，又有何遗憾！已然拥有了美好的名声，又想求得长寿，二者岂能兼得？”范滂跪地接受母亲的教诲，拜了两拜，与母亲诀别。”路过之人听闻此言，无不痛哭流涕。范滂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范滂精神在宋代的影响
　　范滂在宋代士大夫文化中，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精神符号。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担当精神，以及面对迫害时“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的决绝气节，代表了儒家士人对道德理想与政治操守的坚守，成为宋代士人群体争相效仿的典范。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中，记载了苏轼少年以范滂自誓之事，这也是正史中唯一有关此事的记载：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这段史料的大意是，苏轼问母亲：“我若能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母亲是否允许？”程夫人答道：“你能做范滂，我为何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这段母子的对话，在价值观塑造、家风传承、社会责任担当等方面，至今仍能给世人带来深刻启示。
　　苏轼自幼便以范滂为榜样，立济世之志。为官期间，他秉持范滂刚正初心，上谏朝廷纠偏政令，反对苛政扰民；下抚百姓，在杭州修水利、缓赋税，在徐州率军民抗洪保城，在密州抵制害民之法。他始终以范滂为标杆，坚守家国情怀，躬身践行利国利民之责，用一生政绩诠释了对先贤风骨的传承。
　　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素来仰慕范滂清直气节，曾以行楷默写《范滂传》全文，成为传世书法名迹。这幅作品的创作，源于黄庭坚对范滂人格气节的深切认同。
　　范滂坚守道义、舍生取义的品格，与黄庭坚一生为官清正、耿直敢言、屡贬不屈的人生追求高度契合。黄庭坚秉承“当官莫避事、为吏要清心”的为官准则，如范滂以生命坚守道义、捍卫正义。黄庭坚以笔墨为媒介，借书写《范滂传》抒发自身的理想抱负与人生坚守，实现了书品与人品的完美统一。
　　史学界对范滂的评价
　　中国史学界历代对范滂均给予高度评价，其人格气节与历史贡献，被后世学者推崇。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高校通用历史教材）：范滂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清议派代表人物，为官清正、不畏强暴。他敢于弹劾权贵、抨击宦官专权，是当时地主阶级中较有远见、正直的知识分子，其活动反映了人民对黑暗政治的不满与反抗。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成为后世仁人志士立志报国的经典典故；其临刑前与母亲诀别、教诲儿子的话语，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崇高境界，影响深远。
　　确山县多位深耕地方文化与历史研究的学者坦言，范滂精神的核心绝非抽象的气节符号，而是以“澄清天下”为毕生执念的初心、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底线的不屈气节，这份精神跨越近两千年岁月冲刷，非但未褪色黯淡，反而在时光淬炼中愈发璀璨，如同汩汩清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心怀家国、坚守正道的仁人志士，成为镌刻在中华文脉中的精神基因。
　　范滂“心怀家国、疾恶如仇、坚守正道、舍生取义”的精神，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范滂精神，不是简单的历史追忆，而是要传承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传承其坚守正义、不向恶势力妥协的铮铮风骨。范滂用生命诠释的忠义气节，不仅是确山大地的文化瑰宝，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财富，至今仍为世人指引前行方向，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彰显着跨越千年、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