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运涛

　　一位文学奖评委问我最近几年有没有纯乡土的文学作品，我想了想，好像没有。事实上，我自己也拿不准有没有。我在乡村生活了15年、在县城生活了40年，文学题材自然更多地集中在县城。县城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学存在，它肯定不在乡土之列，但似乎也不能归到城市中——网上显示现代城市的定义：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我们国家有一两千座县城（包括县级市、旗等，不包括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区），承接乡土与城市的县城似乎被文学忽略了。
　　我家祖辈生活在淮河岸边一个叫张湾的小村，村里偶尔有人去一趟30公里外的县城，回来要感叹好多年。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亲戚，上世纪80年代初进了县城，帮带着弟弟也进城读了高中、考上大学，毕业后在县城安顿下来，又先后让一家弟兄6人都进了城……
　　我第一次去县城时，初中还未毕业，去卖菜。加重车后座驮了近百斤的豇豆，从张湾骑行到县城，到了南关十字路口开始下车推着走——担心稳不住车把撞到城里人。没走多远，带我来的同伴示意我看右手边，喏，剧院。我们在张湾听大人说过这个剧院，一次大火烧毁了旧剧院，新剧院花了好多钱——那些钱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与它规矩的四方形不太匹配。
　　1984年至1987年，我在县城读高中，算是客居。那时候的县城其实就是大号的镇街，四横三纵7条主街道，没有多少人真正记得那些街道的名字，“政府门口那条路”“南北街”“医院门口南北路”……剧院就在南北街的中心，里面极少演戏，大部分时间还是演电影。《人生》就是在那里看的，那应该是我最早的艺术启蒙。
　　我真正在县城定居下来，花了21年——1989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县城某高中，小说中关于县城的物理状况基本照搬了现实。
　　我们县地处中原最南端，淮河把县城与丘陵地貌的信阳市隔开。县城其实挺偏僻，离市区70多公里。上世纪90年代，有几年去市区的路坏了，县城成了孤岛一样的存在。
　　除了观影，我第一次看音乐会也是在剧院，流行歌手张行、屠洪刚和电影明星陈白露都在那里演出过。其时，电影已被满大街的录像厅抢走风头，剧院除了搞几场服装展销，偶尔演场戏，大多时间关闭着。隔了差不多20年，2006年（也可能是2005年），我再次走进剧院，是以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参与县域建设。2016年，剧院没能躲过时代大潮的冲击，被刷上大大的黑漆字，“拆”。我拍了几张照片，用在了后来出版的《一个人的县城》中，算是一种纪念。
　　经过多方运作，2012年才特辟了一个以我们县城命名的京港澳高速出入口，尽管引线到县城还有30多公里。循着这条路，我去过省城（省文学院）、去过京城（鲁迅文学院）、去过深圳（采写《四十七个深圳》），也去过美国的芝加哥、爱荷华（参加中美青年作家文化交流）……走得越远，县城的特质反而越清晰。有一年，我们在海南过春节，看到两个人像在县城见过，上去一问，果然，一个叫“袁利平”，一个叫“杨前进”。
　　吴亮可能并不是县城常见的人物，但丁云霞、姜三、江山林、牛校长、王校长并不罕见。我因为作家的身份——小县城出口逼仄，却有利于声名的传播……
　　与乡村和城市相比，县城应该是价值观最撕裂的地带。进城务工、创业的乡村百姓杂居其中，再加上自媒体的放大，撕裂几乎无处不在。吴中林从南方打工回来，也进了县城。他还好，至少知道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需要父母的陪伴。
　　每个人都要上学，学校应该是所有人共同的交集。吴亮这样的人，出现在学校的概率比较大。所以我选择以学校为切口。我所在的学校更为典型，改革开放那年建校，由盛到衰再到盛——今年我们这所县城高中两名学生被清华大学录取。
　　因为采访的原因，我比一般老师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也因此能更强烈地感受到教育的特质。有一次，在广州的公交站台偶遇两名中学生，问他们每天都是这么早放学吗？答是。有无作业？有，中午就做完了。下午没有布置？有，回去很快就能做完。其余时间做什么？一个报了学校的击剑、羽毛球，另一个报了绘画和篮球，都是学校开设的兴趣班。我瞬间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学生被戏称为“小镇做题家”了。我们这里很多初中根本就没有举办过运动会，更不用说春游之类的户外活动，我们培养的学生只会做题。
　　去年有朋友推荐我看一个讲县城的电视剧，一集没看完我就放弃了。“从哪儿回来啊？”“鹿原乡。”编剧应该不是县城人，县城人之间的对话一般不带那个“乡”字。就像我们在村里说淮河，没有人叫它的名字，去河里洗澡、到河坡放牛……2013年，我为创作长篇小说《救母记》骑自行车从板桥水库沿洪河两岸采访，说到那年那场特大洪水，两岸的百姓都很茫然——对沿岸的百姓而言，“大水”两个字足矣，那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洪水，不需要与其他洪水区分。县城也一样，进城、回城，县城人的日常对话一般不会提县城的名字。
　　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父亲的二胡》也涉及教育，但不深入。教育是国家的命脉，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是大会上经常能听到的话，但我作为在学校工作了30多年的教师，对教育有更丰富、更细腻的触感，写《号声响彻云霄》这样的作品，不用体验生活。
　　适逢市里召开新一届政协会议，我写了一个建议中学生多读课外书的提案。这种提案我知道很难引起共鸣。但是，社会需要创新，而创新需要怀疑自我、否定自我的能力，这种能力从哪儿来？当然是阅读。
　　县城关联着乡村与城市、现代与传统，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折射点。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尽县城万象是我的创作理想——这个理想几乎从我一开始创作就有了。万象是一种修辞，也是一个理想，能写出百象、千象就算大吉。不过，有一点很肯定，《号声响彻云霄》（刊于2024年8月、9月《啄木鸟》）是我这个县城作家迟早会写的一部作品。
　　初稿完成后，我去广州过冬，见到一位中医学院的教授，号脉之后说我最近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教授所说的压力是不是创作中的焦虑，那半年我确实有过多次失眠，小说写得很累，几易开头，睡不好觉。
　　有文友问到我最近的作品，我说是以我所在的学校为原型的一部长篇小说。这话其实不严格，我所在的学校只是启发了我。吴亮我没见过，最初他只是杨前进，两三章之后他自己从杨前进身上剥离出来，取代了我构思中的校长。真的，他完全是自己做到了校长，我帮不了他……所以说，《号声响彻云霄》写的是我的理想，理想中的学校，理想中的校长，以及我生活的县城。
　　小说的最后一稿是在学校完成的，每天进出校园见到1992级校友捐赠的巨石上镌刻的“脚踏实地 异想天开”，就觉得那两个貌似相互矛盾的成语像是同时映照了我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