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学振

　　笔者首先摆明观点，富贵并非李斯的人生目标，至少不是主要目标。司马迁以富贵立场论李斯，造出鼠论、妒才、贪权位等语，皆小说家言，不合事实逻辑，也无历史依据。李斯出身平民，并非贫民，自幼浸润道学且学养深厚，后来师承荀子，通透百家学说。从他取字通古，即表白其学养根基。道学是源于伏羲画卦于蔡肇启的哲学、智慧学，以其大道至简孤学独芳，周文王、周公、老聃、孔丘演绎注解，衍化至繁，誉为易道之学。诸子百家无不推崇而共尊道学为宗。加上“孔门六贤出于蔡”的丰沃土壤，才有了李斯的文化滋润，以文章冠绝全秦并担纲小篆创编及书同文的全面推行。如此格局、格调超凡脱俗，绝非营营富贵者所比拟，自有其伟大的历史使命与价值担当。
　　李斯面临着千年一遇的特大变局，即如何匡正天下，终结乱世与奴隶制度，着力消除特权阶级并营构平民政治体系。李斯有着不世出的天赋异禀，正是天选的巨子，自然有着不安于小吏的伟大志向，远赴求师荀卿，遂贯通诸子百家致用之学，冶百家于一炉，集为大成，时称“治道”之学，俗称帝王之术，辅佐秦始皇开辟创建了中华大一统政法体系。
　　研究《秦律》的人，总会有时空穿越感。秦政秦法与现代法治精神诸多共通对洽。《秦律》的严明细密，颇有近代法律特征，蕴含着现代成文法的重点理念与主流观点。
　　诚然，秦政秦法绝非李斯一人之功，而是继承了秦国历代君臣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嬴政君臣的集体智慧结晶。但引以为据的是，《始皇本纪》《李斯列传》明确记载，秦王政十年至三十七年，以李斯“用事”最多并“皆有力焉”。秦王政十年，“拜李斯为长史（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听其计”，从此倚重，继为卿，任廷尉，学养睿智胜过丞相，出谋预算无不中的，话事权总是李斯：军事战略、政治体制、定制度律、决策命令虽断自嬴政，大都出于李斯之口。李斯做了丞相，更是丞相。“安百姓，致太平”的软硬件设计及各项法律制度、农业政策，李斯的戏份最多。中国大一统体制创建，功归于嬴氏集团，但李斯居力中枢三十年，人臣之位日隆，富贵之势日盛，取得了“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的满堂富贵，自在情理之中。
　　翻开《史记》《汉书》，秦政框条历历在目；后续的“二十四史”，无不享用着秦政秦法的专利。与其说“萧规曹随”，不如说“李规萧随”。后世的政治家，穷其所为，只在秦政法的框架上删削加减，终究没有跳出秦政修补匠的窠臼。号称改制更化者，做的依然是秦政秦法的装裱工艺。
　　君臣将相的合作典范
　　在两千年皇朝通检表中，君臣际遇“起于创业，终于富贵”都是伪命题。自汉初剿杀异姓王开始，历代皇朝没有不杀功臣的，尤以明朝最是残酷绝情。多数学术讨论认为宋太祖是不杀功臣的典范，却演绎了“杯酒释兵权”的戏码，终于还是君臣同富不能同贵。而秦始皇时期构建的君臣命运共同体，有始有终，善始善终，却是百代皇朝唯一的例案。秦朝一统前后，君臣相得，富贵相安，功臣勋将各司其职，分享俸禄。所营造的千古典范，虽有着嬴政的政治底气，李斯的智慧燮理功不可没。
　　对于憧憬诗与远方的青年嬴政，李斯的文笔精彩，书法浑厚，腹有气韵，通古博今，非常优秀。从此，君臣相伴，师友相得，须臾难离。
　　世俗成见李斯的荣华富贵，却没想过的是，嬴政自从得到李斯辅佐，一改性情孤傲、冷面郎君的外表，由政治稚嫩的愤青脱胎换骨，把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姿态演绎得日臻成熟，把功臣勋将作为终身合伙人，完成了“千古一帝”的伟大塑造。秦朝的文武官员，包括三公九卿主官、佐官中，几无嬴姓参与。
　　其实，把李斯比作秦一统的导演更为切当。按照剧情，秦王政十年，刚取消逐客令不久，在魏国不受重用的尉缭携带着《尉缭子》兵书入了秦国。嬴政当即放下身段，恭敬施礼，并让他任职国尉，兼领千乘军务的重任。
　　李斯入秦之初没人脉，无功勋，有的是妒才政敌，其中隗状、王绾都曾是逐客的怂恿者、支持者。好在李斯有着高超的智商、情商，潜移默化了潜在的政治危机，最终以才德声望胜出。
　　李斯晋升左相后，与右相冯去疾也是千年少有的合作者。史料记载，冯去疾明显年少于李斯，却老成持重，又是三代功臣之家，根基深厚。李斯对待冯去疾礼仪周到，凡有事项无一不与细致沟通而后呈奏施行，凡是政务皆一从公断不徇私。后世学者抹黑秦朝与李斯，却无从罗织其徇私枉法案事例，甚至连民间传说也无从编排，足以为证。
　　“以吏为师”的教化垂范
　　“以吏为师”是“以法为教”的配套措施。“以法为教”的“法”，转换成现代语境，就是命令、制度、法律、政策、规则、通知、公告、章程等法律法规加上礼仪形式的总称，包括皇帝颁发的诏、制、律、令、敕、册、诰、谕及祭神、祀祖、春祈、秋禳礼仪等，出自三公九卿下达的中央文书，也有郡县地方具体行政的禁令、公示、告谕、声明等类，既有军事的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文化的。
　　主张“以吏为师”的是李斯，得到皇帝认可后，颁布诏令、全面贯彻，推广施行、后世沿袭。
　　秦时的“吏”，泛指各级官府的辅职佐职及业务执行者、技术操盘手。“以吏为师”不仅是吏，也包括官在内，其要旨在于，各级官吏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精神，及时学习领会下达的律、令、诏、制及制度、政策后，然后与民为师，上传下达、传授技艺、解释疑惑、处理纠纷等。
　　但笔者认为，李斯的伟大实践在于，一是从技术层面逐渐淡化商鞅变法的戾气，并从制度层面完成“马上马下”的战略转移，实现政治层面上的文教中华目标；二是吏的职务加上师的身份，无形中督促了吏要不断学习新政策、新知识，不断提升业务技能，才能无愧于师的资格与称号，更好地履行“新民”（程颐说）“亲民”（阳明语）责任。
　　秦朝陆续推行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度同衡、地同域、币同型等，要得到贯彻与实施，就在于各级官吏的共同推动。其中，行同伦的文化技术含量最高且内容宽泛，包括禁止买卖人口、改善僻陋恶俗、倡导公序良俗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与变法。难度最大的是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上下一心，还有农耕观念与先进技术推广等，以及刻不容缓的礼仪制度，也要“悉内（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等。秦朝法的概念相对宽泛，包含了道德层面的倡导与引导，甚至工艺制作方面的规范也归为法的范畴，对农民影响不大，却让官吏与工商业者感到无处不是法、无时不有法。
　　基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诸多层面的设计与配套，偌大帝国，需要的吏很多，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专业与技术。按照翦伯赞先生的观点，当时天下士人斐然向风，仅文化典籍复查整理的，就招收两千多公务吏来做，以重视文化事业。《始皇本纪》所载：“悉召文学方术士甚重，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一是围绕秩序重建需要的礼仪人士，设立了七十多个博士岗位，以掌典籍、制礼乐、备咨询，参与朝议、复查整理古籍等；二是业务技能型人才，并“尊赐之甚厚”，为士们提供展现价值的岗位。秦朝循以私府养士例，转为国家养士，体现重文格局，当然也有着怀柔士人的苦心。朝廷对士的要求不设任何门槛，既不论出身、门第，也没有种族之分，不须经过考试，只要会写字、能读书，或有一技之长者，仅须面试并有品德证人作保即可录用，请受俸禄。
　　现有考古发掘的秦简及陶器为证，更多士人得此恩遇充任为吏后，积极投身责任义务中。偏有部分居庙堂之高享受荣华的，景望为王者师不遂，操着道德针砭口吻，于是非议、诽谤、诋毁、谩骂甚至诅咒的剧情开张了。后世皇朝从没惯着他们，一概用“文字狱”对付。秦始皇仅摊上一次，就在一统的第八年，发动过一次“文化专制”行动。李斯主动做了恶人，史有《挟书律》为证，搜缴民间所藏六国史书及百家杂说，其实做个舆论引导。官府书库的诸子书籍萧何拉走了几十车，其余为项羽焚毁。东汉王充曾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
　　次年又有了“坑儒”事件，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并无史实认证，而且秦律并无有坑刑。受坑者全是皇帝身边人，骗财兼诋毁两罪并罚。司马迁开创墨涂法，有意忽略秦史全貌，描绘李斯追求富贵的过往，只字不提秦朝文教中华的伟大事业，就连学养颇深的丞相隗状、王绾也不予立传。
　　“文御天下”的行政模范
　　如果君臣相得是众人推力的结果，“以吏为师”也有抄袭前贤的嫌疑，那么以“文御天下”则为李斯独创并作为施行的担纲者。
　　今天看来日常的公文处理，秦朝以前并无信史可循。《始皇本纪》有“制诏三代无文，始皇有之”。秦国跃迁为秦帝国后，战略中心转移到天下一统的巩固上，“文御天下”作为郡县体制配套的垂直管理办法应声而出，与皇帝尊号的议案前后相接，并很快施行于天下。
　　秦朝以“文御天下”是有实证的。云梦秦简《内史杂》规定：“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即凡有请示报告类必以文书为规范，禁用从前的口头请示，更不准别人代话。秦朝规定，上传下达与平级官府的公事往来，以文书为据。
　　文书即今天的公文、公函、文件总称，体现的是命令执行、制度施行、政策落实及其过程、结果的信息反馈。首先是御用文书诏、制、诰、册、策、谕等，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必须作为圣旨加盖玉玺这套法定程序。于是，篆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始皇玉玺与各级官府印章上下衔接。其政治属性、法律权威与文化意义就起始于此。
　　皇帝的权威性是以儒学经典《中庸》所述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作为凭据，由理论层面付诸实践层面，开启了皇帝办公的先例：“始皇省读文书，日以百二十斤为程。”从此上下呼应，官吏做文书成了公务惯例，并当作看家本领。“坐治文书”“辨解簿书”是各级吏员的分内作业。
　　郡县制度运行，垂直化的管理与沟通，虽然不能仅凭文书，但文书作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也是政务凭据。御用文书、官僚奏疏、官府行移判札等紧密衔接。对于皇帝及公卿，要详细了解掌握地方政务信息、基层动向、官员实绩及统治效率，还有上下贯通的监督考核，也对文书有所依赖。此外，郡县两级的吏员还管理文书如日迹簿、功劳簿、钱谷出入簿、文书收发记录、财物登录簿等。文书作为考评官员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是官员依法自我保护的重要凭证。
　　与“文御天下”相配套的，应运而生的还有邮传系统，成为秦朝的新型职业分工。出土的秦简与陶俑中，就有秦朝的邮传工人、快递小哥。其中不乏奴隶翻身后成为幸福快乐邮传公务员的。后世的驿站、急递铺，就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时代的标配。邮传系统归属于车同轨的伟大功能，不仅有军事、运输功用，还有极其重要的政务信息联沟通功能。
　　李斯主导完成的书同文，也是站位文化高端的设想与设计。他以一千三百五十秦篆作为正统范式，把六国收集整理的一万三千八百六十字规范其中日常使用频率高的字，仿造成型制统一、结体简明的小篆字体，营构成篇，作为范书，也是中国最早的字典。
　　于此，书同文与车同轨、行同伦、度同量、地同域、币同型作为巩固“大一统”政权相互衔接链条，一体合成了秦政秦法的运作体系，完成了文教中华的同构，遽为两千多年不可撕裂也是缺一不可的组合。这些组合中，其中任何一件失灵了，便是国将不国的时候了。
　　所要补充说明的是，秦朝以文御天下，建立的是朝会公议制度，包括郡县官制，也不是一人独裁，而是令、丞、监相配套的官僚体制，相当于现代版的民主集中制。凡重大项目与法律、制度、政策定立出台，众臣公议，由皇帝拍板。公议制度保证了重大决策出现偏差失误，其先进性绝非后世皇朝所能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