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仁天
　 唐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时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代小说的主要形式是文言短篇小说，被后人称为唐传奇。在唐传奇灿烂园地中，确山县人袁郊创作的《甘泽谣》是一朵奇葩。
　　袁郊，字之乾（一作之仪），生卒年不详，唐朝后期蔡州朗山县（今确山县）人。其父袁滋（公元749年～818年），曾任唐宪宗朝宰相，两《唐书》均有传。但史籍对袁郊的记载极少，仅知他在唐懿宗咸通年间任祠部郎中，或又任刑部郎中；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累官虢州刺史。
　　在当时人中，所知温庭筠与袁郊相友善。温庭筠《病中书怀呈友人》诗序云：“开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与乡计偕至王府。将议遐适，隆冬自伤，因书怀奉寄……兼呈袁郊、苗绅、李逸三友人一百韵。”袁郊是温庭筠在病中作诗时想要告知的第一位友人，可见两人关系密切。温庭筠是著名的诗人、词人，兼小说家，能向袁郊以诗相赠，倾诉心声，说明袁郊在文学方面亦非泛泛之辈。
　　袁郊的诗歌，流传下来的只有《月》《霜》《露》《云》诗四首，因收录于《唐诗纪事》才得以保存。在众星璀璨的唐代诗坛，袁郊的诗名并不显著。袁郊的名字被今人记住，主要因为他的著作。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袁郊著有《二仪实录衣服名义图》一卷、《服饰变古元录》一卷、《甘泽谣》一卷。其中，前二者已佚，今仅存《甘泽谣》一书。
　　《甘泽谣》成书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书名与内容并无直接关系。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甘泽谣》一卷，唐袁郊撰，载谲异事九章。咸通中，久雨卧疾所著，故曰《甘泽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得更明白：“咸通戊子自序，以其春雨泽应，故有甘泽成谣之语，遂以名其书。”原来此书是在病中所作，书名暗示了写作的时节环境，亦有吉祥蕴意。
　　今天通行的《甘泽谣》版本，乃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藏书家杨仪校刻本。据杨仪《重校〈甘泽谣〉序》所述，此书在明代几近绝迹，他通过三十年多方搜求才获一旧本，“其书为九章，悉完好，但袁郊自序、首卷则损缺不可复读”。
　　这本《甘泽谣》的章数与《郡斋读书志》等书目记载相符。但清人周亮工在《书影》中怀疑杨仪所传《甘泽谣》是伪本。对此，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了进一步考证，认为杨仪所传《甘泽谣》“所载与《太平广记》所引者一一相符”，属于辑本。但其“裒辑散佚，重编成帙，亦不得谓之赝书”，周亮工“所论殊为未允”。此结论为今天大多数人所接受。
　　《甘泽谣》九章，即九篇传奇小说，篇名均以文章的主人公命名，分别是《魏先生》《素娥》《陶岘》《懒残》《聂隐娘》《韦驺》《圆观》《红线》《许云封》。简而言之，各篇主旨如下：
　　《魏先生》以隋末战争为背景，以农民起义领袖李密为衬托，通过大段精彩的语言描写，刻画了魏先生富有远见卓识的得道隐士形象。
　　《素娥》以武三思、狄仁杰等历史人物为线索，虚构出一位深明大义的“花月之妖”姬女素娥。通过素娥对武氏的警告，表达出尊李唐为正统的观念。
　　《陶岘》塑造了“水仙”陶岘这样一位有才能未伸展、寄意江湖却又不能完全得遂心愿的人物形象，流露出一种找不到人生出路的无奈与悲哀。
　　《懒残》以唐朝宰相李泌早年经历为引子，讲述了一位地位卑贱却大有来历的“衡岳寺执役僧”懒残的离奇故事。
　　《聂隐娘》讲述了一位侠女聂隐娘的生平经历，寄托了作者在晚唐藩镇割据、社会动荡的环境下，渴望除暴安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心愿。
　　《韦驺》写的是落第书生韦驺因弟弟溺亡而欲焚神庙，梦见神人解说缘由的遭遇，宣扬了因果报应与神秘宿命论思想。
　　《圆观》一文借助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讲述了士人李源与僧人圆观两位挚友之间荡气回肠的生死情义。
　　《红线》讲的是前世不凡、武功高强的红线，身为“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为主分忧、消弭战祸的故事。故事的背景仍然是唐朝的藩镇割据，表达的是对和平与正义的向往。
　　《许云封》主人公是一位吹笛的乐工。文章以诗人韦应物为陪衬，通过许、韦二人关于音律的谈话，展现了许云封精深的音乐理论素养与高超的艺术造诣。
　　以上各篇内容还呈现一些共性特征。首先，主人公多为佛、道、侠等社会边缘人物，他们或远离世俗，或寄情山水，或行侠仗义，精神独立，个性鲜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亦多曲折离奇。其次，故事多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依托，每篇文章都牵涉有真实历史人物，如魏征、李密、狄仁杰、武则天、武三思、李泌、田季安、刘昌裔、薛嵩、田承嗣、李白、杜甫、陶渊明、冷朝阳、苏夔、蔡子元、孟彦深、孟云卿、焦遂、李謩，等等，增添了小说的生动性与可读性。再次，文章多涉及音乐活动，几乎每篇作品都出现有音乐造诣较高的人物，他们或“详究乐章”、或“善弹五弦”、或“晓知音律”、或“通于八音”，有的主人公本身就是一位音乐家。这种情况在中国小说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后，小说中还时常穿插一些诗词，如《圆观》中的竹枝词，《许云封》中的隐语诗，等等，为文章增色不少。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总结唐传奇的特点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甘泽谣》可以说三者皆备。
　　读其书，知其人。文学作品中，往往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从《甘泽谣》各篇目中，可以推测生活在晚唐时期的袁郊，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受到良好教育，身怀高才卓识，富有文化品位，不愿与流俗为伍，更不满足于社会现状，却又找不到现实出路与精神归宿。在佛教、道教盛行的唐朝，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思想的浸染，颇有出世思想，但也明白那不是根本办法。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始终维护李唐王朝的正统性，反对藩镇割据，痛恨乱臣贼子为个人野心而相互争斗，但又无能为力，因此在文章中幻想有武功超凡的侠客，凭借个人绝技去制止强权、平息动荡。而且，袁郊还精通音律，在音乐上具有多方面才华，堪称是一位音乐家。音乐是他陶冶性情、抒发心灵的方式，也是他小说人物的重要素养或交流媒介。他不慕虚名，不求功业，洒脱不羁，追求自我，因此在历史上几近湮没无闻。
　　在中国文学史上，《甘泽谣》的价值与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甘泽谣》各篇目在唐传奇中均属于上乘之作，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价值。与众多唐传奇作品一样，《甘泽谣》各文亦属短篇，但在写作中使用了丰富的艺术手法。如《懒残》一文，仅五百字左右，但善设悬念，读起来一波三折。再如《素娥》，也只有五百多字，但节奏紧凑，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篇幅较长的《聂隐娘》与《红线》两文，亦不到两千字，故事情节奇谲，扣人心弦。在文字方面，大多语言简洁，文笔生动。如《魏先生》一文，骈散相间、错综有致，展现出作者高超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学识素养。《甘泽谣》的每篇文章几乎都是精品名作。其中，有些故事被后世引作典故，如《懒残》的僧人形象，多被文人在诗歌中咏唱；再如《圆观》中关于三生石的因缘故事，逐渐形成传说，家喻户晓。而有些篇章，如《聂隐娘》《红线》等，在后世被改编为杂剧、戏曲、电影等艺术形式，广为流传。
　　第二，《甘泽谣》中的《聂隐娘》《红线》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主要源头之一。唐代以前，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聂政、荆轲、郭解等刺客游侠人物，晋代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有无名客代干将莫邪之子复仇的故事，但这些人物身上虽有侠气，却不具备后世武侠小说所说的武术，前者更难称得上小说。真正的武侠小说是从唐传奇开始的。唐代前期的传奇小说以神怪与爱情题材为主，如《枕中记》《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唐代后期的传奇小说以表现豪士侠客的内容最为出色，如《红线》《聂隐娘》《虬髯客传》《昆仑奴》等。此时，侠与武开始结合，“以武行侠”的观念大致定型，武侠小说的要素始称完备。梁守中《武侠小说史话》说：“如果说中国的武侠小说是开始于唐人传奇的话，那么，红线、聂隐娘自然就是武侠的鼻祖了。”
　　第三，《甘泽谣》还具有较高的历史资料价值。《甘泽谣》在写作上明显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采用了史传文学的创作手法，不自觉地保留了一些历史资料。如《素娥》中对武氏集团专横骄奢的描写，揭露了其膨胀的权力野心；《红线》写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而虎视眈眈，记录了藩镇割据的真实情景；《许云封》关于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的记载，对竹笛制作与演奏技艺的描述，保存了珍贵的唐代音乐文化史料；《陶岘》中有关杜甫、焦遂的记述，可以补历史记载之不足。《四库全书总目》评论《甘泽谣》说：“其书虽小说家流，而逸闻琐事，往往而在。如杜甫《饮中八仙歌》，叶梦得《避暑录话》谓惟焦遂不见于书传，今考此书《陶岘》条中，实有布衣焦遂，而绝无口吃之说，足以证师古伪注之谬。是亦足资考证，不尽为无益之谈矣。”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