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3年11月27日
干宝与《搜神记》
□ 王会斌
《搜神记》一书家喻户晓，其记录的大量光怪陆离的神仙鬼怪与曲折离奇的传闻异事，不仅为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戏曲小说提供了创作灵感与素材，也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与风格影响深远。因此，现代多将《搜神记》看作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典范，属文学作品范畴。而这与古人看法大有不同，如《隋书·经籍志》将该书归入史部杂传类。这除了古今观念差异之外，与作者干宝的史官身份也不无关系。
一
干宝，字令升，约生于吴天纪四年（公元280年），祖籍汝南郡新蔡县（今河南新蔡）。东汉末年，祖上因避黄巾之乱，迁居吴郡海盐县（今浙江海盐）。其出身于仕宦之家，祖干统曾任吴国奋武将军，封都亭侯；父干莹曾作丹阳（今江苏丹阳）丞，后封立节都尉；兄干庆曾仕武宁（今江西武宁）县令。
少年时期的干宝勤勉好学，博览书籍，因才器被召为著作郎。西晋末年，各地叛乱频发。干宝因参与建兴三年（公元315年）八月平叛杜弢之乱有功，赐爵关内侯。同年，又被华谭推举为丞相军咨祭酒，主管祭祀礼仪。
不久，两晋更迭，司马睿即晋王位，年号建武，史称东晋。为稳固政权，统治者除用兵消灭或控制南方豪族武装之外，也十分重视整修纲纪，加强对王室功德的宣传与民众思想的控制。中书监王导就以“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为由上疏，要求重置史官一职，并举荐时任著作郎的干宝统领编修国史。获得恩准，并擢升干宝为大著作郎。
干宝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至咸和元年（公元326年），统揽宣帝至愍帝五十三年历史，修成《晋纪》二十卷。史家称赞该书“直而能婉，咸称良史”“赖有著述，流声于后”（何法盛语）。同时，干宝还撰写了《周易注》《周易宗涂》《周易问难》《周官礼注》《春秋左氏转义》等数十部（篇）适应当时社会思想文化构建需要的论著。
但大著作郎俸禄并不高，咸和元年，干宝就“以家贫，求补山阴令”（《晋书·干宝传》）。后又升任始安太守。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干宝于王导司徒府任右长史，撰修《司徒仪》一卷，修立司徒府官属仪范。不久，改任官散骑常侍，兼领大著作郎一职。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干宝卒。《御制神道碑》称其“忧礼教之崩驰，惧宫箴之凌替，实赖儿侯为中流砥柱”，实为“一代之儒猷”。
二
《搜神记》原书据《晋书·干宝传》记载为三十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载录相同。北宋以后，该书出现了散佚，出现了十卷、二十卷、八卷、一部一册、二卷、一卷等不同版本。经学者考证，其中不少版本并非出自干宝之手，而是后世冒名书写的赝品。如李剑国《二十卷本<搜神记>考》认为八卷本与一卷本同属敦煌本系统，出自佛教徒之手。即使大家较为认可的二十卷本《搜神记》，也非干宝原书，而是后人的辑佚本，且其中有不少条目存在误收情况。
《搜神记》原书虽已不存，但仍可从二十卷本中寻其大貌。其书记述神怪奇异故事多化用了编年体“纪”的体例，并采用类书分门别类的方式进行编排。其故事大致可分九类：
（一）神仙方士类。讲述神仙方士神力道术的故事。如记载了神农、赤松子、彭祖等或尽晓百草，或水火不侵，或长生不死的神奇故事。
（二）感应类。记载人、神、鬼之间相互感应的事件。如《蒋子文》载：蒋子文死后变为土地神，多次展现神威，让百姓为其立祠。后托梦刘赤父，命其为自己的主簿。刘赤父推脱无果，不久即死。
（三）异象类。记述自然、社会中的异象及与兴亡、灾祥等之间关联的事件。如《山徙》将夏、秦、汉等朝代的灭亡，与发生的“厉山亡”“三山亡”“陈留昌邑社亡”等异象联系起来。
（四）变化类。记述事物变化的故事。如《女化蚕》载：一女子对家中牡马戏言：“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结果马将其父驮回，她却反悔。后其父射杀该马，并将马匹曝晒在庭院当中。一日，马皮突然将女子裹住，在大树间化为了蚕茧。
（五）异梦类。记述某些梦在现实社会中应验的故事。如《灌山令》载：周文王梦到泰山神的女儿想要回家，却因出行必伴随疾风骤雨，怕损害太公望的德行，故不敢成行。后周文王召见太公望，疾风骤雨果至。
（六）至诚类。记述因人的至诚之情引发的奇异事件。如《儿化水》载：零陵郡太守史满女儿因喜爱一个佐吏，偷喝了其的洗手水，竟怀孕并生下一子。后太守命小儿寻找自己的父亲，小儿爬向书吏，后化为水。
（七）祖源类。记述某些姓氏或民族的起源故事。如《盘瓠》载：高辛氏时，吴戎侵扰，于是允诺能取吴将军头者，赐金封邑，并将小女儿嫁给他。后一条叫盘瓠的狗完成任务，高辛氏女儿遵循诺言，与其结为夫妇，生下六男六女，是为蛮夷的先祖。
（八）重生类。记述人死而复生的故事。如《李娥》载：武陵充县李娥病逝后埋在城外，后蔡仲盗掘其墓，其竟然复活。后在向太守讲述其在阴间求蔡仲挖墓之事，因此蔡仲之罪得以宽宥。
（九）精怪类。记述人与怪物相处相斗的故事。如《钟繇》载：颍川郡钟繇曾与一美丽妇人相会，后发觉其为鬼怪。虽不忍心杀它，但用刀砍伤了它的大腿，根据血迹，发现其为树木成精。
全书内容驳杂、故事多样，构建出人神鬼怪杂处的奇异世界。
三
《搜神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它是分析古代小说叙事特色的基本参考。《搜神记》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其篇章布局结构、叙事描写风格、情节组织模式等影响深远。实际上，不仅唐宋传奇、明清志怪小说对其写作技巧有所继承，某些专门记载人物的小说也深受其影响，如《世说新语》即采用了《搜神记》故事的环形结构及分门别类进行叙述的模式。同时，后代小说对《搜神记》用简练传神的动作与言语描写来展现人内在心理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吸收。因此，对《搜神记》叙事特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地了解古代小说叙事方式的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进程。
它是认识古代国人历史民俗的重要资料。《搜神记》主体内容虽为神怪事件，但从细节中仍可看出不少历史、民俗史实。如《龟化城》载：“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这是成都被称为“龟城”的最早文献记载，其内容虽不可信，但可知至迟在晋代已有此传说。《女化蚕》则记录了一些祭祀蚕神的礼仪风俗及对女子称呼的言语习惯，即“汉礼，皇后亲采桑，祀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称也；菀窳妇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谓蚕为女儿者，是古之遗言也”，等等。
它是了解古代国人思想观念的有效路径。小说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加工再创造出来的，因此很能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搜神记》作为晋代产生的文艺作品，其体例结构不仅能反映当时人们对志怪小说及历史的分类认识，其内容更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与认知。如对鬼神的态度，既有敬羡，又有畏惧，将神妖鬼怪作为世界中的真实存在，并将其分为善恶二元。因此，既描述了大量具有非凡神力的神仙方士，像焦山老君、鲁少千、淮南八公等，也记录了大量仗力欺人、邪恶伤人的鬼怪妖物，像杀害周式的鬼差、杀害庾亮的恶鬼、杀害都督的黑衣鬼等。
《搜神记》编纂历时二三十年之久，是干宝一生之中的重要著作，深刻反映了干宝所处时代及自身拥有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及天人感应思想。但其并非为娱乐消遣而作，而是希冀用“妖祥征应”来警示与教化世人，彰显的是史官的家国情怀。刘惔曾评价干宝为“鬼之董狐”，然细思所记，又岂止鬼神哉？
《搜神记》一书家喻户晓，其记录的大量光怪陆离的神仙鬼怪与曲折离奇的传闻异事，不仅为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戏曲小说提供了创作灵感与素材，也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与风格影响深远。因此，现代多将《搜神记》看作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典范，属文学作品范畴。而这与古人看法大有不同，如《隋书·经籍志》将该书归入史部杂传类。这除了古今观念差异之外，与作者干宝的史官身份也不无关系。
一
干宝，字令升，约生于吴天纪四年（公元280年），祖籍汝南郡新蔡县（今河南新蔡）。东汉末年，祖上因避黄巾之乱，迁居吴郡海盐县（今浙江海盐）。其出身于仕宦之家，祖干统曾任吴国奋武将军，封都亭侯；父干莹曾作丹阳（今江苏丹阳）丞，后封立节都尉；兄干庆曾仕武宁（今江西武宁）县令。
少年时期的干宝勤勉好学，博览书籍，因才器被召为著作郎。西晋末年，各地叛乱频发。干宝因参与建兴三年（公元315年）八月平叛杜弢之乱有功，赐爵关内侯。同年，又被华谭推举为丞相军咨祭酒，主管祭祀礼仪。
不久，两晋更迭，司马睿即晋王位，年号建武，史称东晋。为稳固政权，统治者除用兵消灭或控制南方豪族武装之外，也十分重视整修纲纪，加强对王室功德的宣传与民众思想的控制。中书监王导就以“夫帝王之迹，莫不必书，著为令典，垂之无穷……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为由上疏，要求重置史官一职，并举荐时任著作郎的干宝统领编修国史。获得恩准，并擢升干宝为大著作郎。
干宝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至咸和元年（公元326年），统揽宣帝至愍帝五十三年历史，修成《晋纪》二十卷。史家称赞该书“直而能婉，咸称良史”“赖有著述，流声于后”（何法盛语）。同时，干宝还撰写了《周易注》《周易宗涂》《周易问难》《周官礼注》《春秋左氏转义》等数十部（篇）适应当时社会思想文化构建需要的论著。
但大著作郎俸禄并不高，咸和元年，干宝就“以家贫，求补山阴令”（《晋书·干宝传》）。后又升任始安太守。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干宝于王导司徒府任右长史，撰修《司徒仪》一卷，修立司徒府官属仪范。不久，改任官散骑常侍，兼领大著作郎一职。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干宝卒。《御制神道碑》称其“忧礼教之崩驰，惧宫箴之凌替，实赖儿侯为中流砥柱”，实为“一代之儒猷”。
二
《搜神记》原书据《晋书·干宝传》记载为三十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载录相同。北宋以后，该书出现了散佚，出现了十卷、二十卷、八卷、一部一册、二卷、一卷等不同版本。经学者考证，其中不少版本并非出自干宝之手，而是后世冒名书写的赝品。如李剑国《二十卷本<搜神记>考》认为八卷本与一卷本同属敦煌本系统，出自佛教徒之手。即使大家较为认可的二十卷本《搜神记》，也非干宝原书，而是后人的辑佚本，且其中有不少条目存在误收情况。
《搜神记》原书虽已不存，但仍可从二十卷本中寻其大貌。其书记述神怪奇异故事多化用了编年体“纪”的体例，并采用类书分门别类的方式进行编排。其故事大致可分九类：
（一）神仙方士类。讲述神仙方士神力道术的故事。如记载了神农、赤松子、彭祖等或尽晓百草，或水火不侵，或长生不死的神奇故事。
（二）感应类。记载人、神、鬼之间相互感应的事件。如《蒋子文》载：蒋子文死后变为土地神，多次展现神威，让百姓为其立祠。后托梦刘赤父，命其为自己的主簿。刘赤父推脱无果，不久即死。
（三）异象类。记述自然、社会中的异象及与兴亡、灾祥等之间关联的事件。如《山徙》将夏、秦、汉等朝代的灭亡，与发生的“厉山亡”“三山亡”“陈留昌邑社亡”等异象联系起来。
（四）变化类。记述事物变化的故事。如《女化蚕》载：一女子对家中牡马戏言：“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结果马将其父驮回，她却反悔。后其父射杀该马，并将马匹曝晒在庭院当中。一日，马皮突然将女子裹住，在大树间化为了蚕茧。
（五）异梦类。记述某些梦在现实社会中应验的故事。如《灌山令》载：周文王梦到泰山神的女儿想要回家，却因出行必伴随疾风骤雨，怕损害太公望的德行，故不敢成行。后周文王召见太公望，疾风骤雨果至。
（六）至诚类。记述因人的至诚之情引发的奇异事件。如《儿化水》载：零陵郡太守史满女儿因喜爱一个佐吏，偷喝了其的洗手水，竟怀孕并生下一子。后太守命小儿寻找自己的父亲，小儿爬向书吏，后化为水。
（七）祖源类。记述某些姓氏或民族的起源故事。如《盘瓠》载：高辛氏时，吴戎侵扰，于是允诺能取吴将军头者，赐金封邑，并将小女儿嫁给他。后一条叫盘瓠的狗完成任务，高辛氏女儿遵循诺言，与其结为夫妇，生下六男六女，是为蛮夷的先祖。
（八）重生类。记述人死而复生的故事。如《李娥》载：武陵充县李娥病逝后埋在城外，后蔡仲盗掘其墓，其竟然复活。后在向太守讲述其在阴间求蔡仲挖墓之事，因此蔡仲之罪得以宽宥。
（九）精怪类。记述人与怪物相处相斗的故事。如《钟繇》载：颍川郡钟繇曾与一美丽妇人相会，后发觉其为鬼怪。虽不忍心杀它，但用刀砍伤了它的大腿，根据血迹，发现其为树木成精。
全书内容驳杂、故事多样，构建出人神鬼怪杂处的奇异世界。
三
《搜神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它是分析古代小说叙事特色的基本参考。《搜神记》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其篇章布局结构、叙事描写风格、情节组织模式等影响深远。实际上，不仅唐宋传奇、明清志怪小说对其写作技巧有所继承，某些专门记载人物的小说也深受其影响，如《世说新语》即采用了《搜神记》故事的环形结构及分门别类进行叙述的模式。同时，后代小说对《搜神记》用简练传神的动作与言语描写来展现人内在心理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吸收。因此，对《搜神记》叙事特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地了解古代小说叙事方式的发展脉络及其发展进程。
它是认识古代国人历史民俗的重要资料。《搜神记》主体内容虽为神怪事件，但从细节中仍可看出不少历史、民俗史实。如《龟化城》载：“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这是成都被称为“龟城”的最早文献记载，其内容虽不可信，但可知至迟在晋代已有此传说。《女化蚕》则记录了一些祭祀蚕神的礼仪风俗及对女子称呼的言语习惯，即“汉礼，皇后亲采桑，祀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称也；菀窳妇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谓蚕为女儿者，是古之遗言也”，等等。
它是了解古代国人思想观念的有效路径。小说是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加工再创造出来的，因此很能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搜神记》作为晋代产生的文艺作品，其体例结构不仅能反映当时人们对志怪小说及历史的分类认识，其内容更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与认知。如对鬼神的态度，既有敬羡，又有畏惧，将神妖鬼怪作为世界中的真实存在，并将其分为善恶二元。因此，既描述了大量具有非凡神力的神仙方士，像焦山老君、鲁少千、淮南八公等，也记录了大量仗力欺人、邪恶伤人的鬼怪妖物，像杀害周式的鬼差、杀害庾亮的恶鬼、杀害都督的黑衣鬼等。
《搜神记》编纂历时二三十年之久，是干宝一生之中的重要著作，深刻反映了干宝所处时代及自身拥有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及天人感应思想。但其并非为娱乐消遣而作，而是希冀用“妖祥征应”来警示与教化世人，彰显的是史官的家国情怀。刘惔曾评价干宝为“鬼之董狐”，然细思所记，又岂止鬼神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