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世奎

　　母亲去世时，我仅8岁。她留给我的记忆影像只是一些零乱的碎片。我总是努力地想把这些影像碎片还原成一部电影，可每次都未能如愿。唯有母亲的眼泪，总是在半梦半醒时，放大成特写镜头，闪现在我的眼前。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中等身材，短发，古铜色的脸上挂满笑容，腰间似乎总系着一条蓝围裙。每次在外面野玩之后回家，我总能看见母亲在压井池上、锅台边忙碌的身影。
　　最早关于母亲的记忆，定格在1975年。一天早上刚吃过饭，不到2岁的我被隔壁三婶领着到后院六奶家串门。正玩着，大伯家的寅哥忽然寻来，扯着大嗓门嚷道：“快跑吧，听说南边发水了。”说完一把抱起我就往外跑。一到家，母亲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眼泪簌簌地落在我的脸颊上。长大后听寅哥说，那天大路上忽然涌来一波又一波肩挑背扛的赶路人，他们步履匆匆，碰到有人问起，只是简短地应一声：“发水了，快跑吧。”父亲在外地学校当老师，那几天恰好学校有事没在家。母亲急急忙忙地找回我哥和我姐，却怎么也找不到我，急得满头大汗，只得央求寅哥去找。这时村上已经有人开始携家带口往西边山上赶了，母亲赶紧收拾了几件衣服，把我架在寅哥的脖子上，一只手拉着我哥，一只手拉着我姐往前奔。幸运的是，洪水经村南阳丰河的分流，已大大减弱了汹涌的气势，仅仅在我们这几个村子的地面上溜了一圈，就退走了。两天后，母亲扯着我们回来了。洪水留给我们一家的，仅仅是虚惊一场。然而母亲的眼泪，却在我生命的河流中，一直默默流淌着。
　　又是一年的春天，我们几个小孩子在院子里捡地上的小土块互相砸着玩。西院的小珍捡起一块石头向我扔来，正好砸在我的左额上，我顿时头破血流。在一旁看我们玩耍的旺哥急忙捂住伤口，抱着我往大队诊所跑。母亲丢下手中的针线活，在后面追赶，跑到诊所时，已是气喘吁吁。母亲顾不上抹去眼角的泪水，一把拨开众人，查看我的伤势。旺哥好不容易才把母亲按坐在诊所的椅子上。母亲大喘着，颤抖着身子，几欲起身看我。直到医生给我缝好针、包扎好胶布，母亲才长吁一口气。这之后的十多天，只要不下地干活，母亲就固执地守在我的身边。一直等到我伤口长好，母亲才允许我出去和小朋友一起玩。
　　后来，母亲病了。母亲舍不得花钱治病，疼了，咬牙强忍着。后来实在疼痛难忍，她才不得已住进县医院。父亲在医院陪护着母亲，姐姐则时不时地蹬着父亲那辆飞鹰牌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医院送东西。我和哥哥两人暂时由奶奶照看着。听姐姐说，母亲在病床上，最放不下心的就是我们姐弟仨。两个月后，洋槐花漫天飘香的时节，母亲拖着病痛，从医院回来，把我哥俩从奶奶家领回家，让我和哥哥从门前那棵老槐树上摘些洋槐花，为我们蒸了满满一锅洋槐花。我们吃着香喷喷的洋槐花，欣喜不已。可姐姐后来却偷偷告诉我说，母亲在厨房里蒸洋槐花时，一直偷偷抹着眼泪。
　　那年夏天，门口那棵一直陪伴着我成长的洋槐树叶落了，枯萎了。那年夏天，母亲撇下我们姐弟3个永远地去了。母亲的心中怀着多少依恋与不舍，谁又能够说得清。
　　喇叭哀鸣，唢呐呜咽。站在长长的送葬队伍中，我没有落泪。我不相信，母亲竟然从此离我而去。直到二哥狠命地在我屁股上拍一巴掌，我才撕心裂肺地哭出了声。我知道，从此以后，我没有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