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贺锋

　 在儿时的记忆里，一个收麦季经过割、拉、垛、扒、摊、碾、晒到麦子归仓，即使老天爷不打搅，也要近1个月的时间。
　　小时候，父母和爷爷分家早，家里的劳动力只有父母亲。一到收麦季，父母亲每天都是天不亮下地，天黑透进家，两头不见日头，只留我和弟弟在家。
　　5岁时，母亲教我做饭，我学会了馏馒头、搅稀饭和打荷包蛋。于是整个收麦季，母亲便不再为做饭、吃饭发愁。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是3岁的弟弟烧火，我馏馒头、搅稀饭或者打几个荷包蛋，给父母亲送到地里或是打麦场，惹得全村老少赞扬。
　　7岁时，母亲便开始教我拿镰刀割麦。母亲带着我从几分的小块儿地开始，从捏几棵到抓一把，再到揽到怀里一搂，放倒的麦堆越来越大。渐渐的，可以和母亲平分几垄麦地。这样，父亲就可以专一地套上牛车往场面里拉割下来的麦子了。
　　记得8岁那年，母亲带我割一块儿名叫“路西沿”地块儿的麦子，父亲说这块儿地是1亩6分地。地块儿特别狭长，宽只有3米多点，长足足有300多米。
　　若是300多米的路，走完只是几分钟的事儿，绝对是称不上远的。可是300多米黄澄澄的麦子，从地头看不到地尾。我一进地头，心里便是一阵恐惧，这啥时间能割完。
　　年轻时的母亲性格非常要强，啥事儿要是干不完，绝对不会轻易“收兵”。早上从家里出来时，她用茶瓶装了一满瓶的白糖水，用馏布包了几个煮鸡蛋和馒头。我知道，这意味着中午是不会回家了。
　　开始割了，由于地面不宽，我和母亲各把上几垄，母亲的多，我的少。我们弯腰低头一搂一搂地割，麦穗上的浮尘在面前飘散开来，一阵阵呛人和鼻塞的感觉。我和母亲都不说话，只是弯腰低头，地里只有规律的“刺啦、刺啦”镰刀割断麦子的声音。
　　割上一阵儿，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看一眼前头，总想望到尽头，每看一回，都是一次绝望。母亲几乎不抬头，只是一个劲儿地弯腰向前挥动着镰刀，我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向前，心里安慰自己，总有割到头的时候。
　　父亲套着牛车到地了，似乎看出了我的情绪，便叫停了母亲，对我们说：“这块地身太长，这种割法熬煎人。”
　　“咋个割法不熬煎人？”母亲问。
　　“你俩打截儿割。”父亲说。
　　“咋个打截儿？”母亲接着问。
　　“就是把麦地截成几段儿，你俩交替着割，每个人一会儿就能割完一截儿，有成就感。”父亲说：“不像这，割了半天还是看不到头。”
　　我和母亲很快理解并接受了父亲的建议。
　　我们用镰刀把狭长的麦田分成了十几个小段，我和母亲一人分割一段，割完一段，再往前割下一段，就这样交替着向前割。
　　还别说，采用了父亲的方法，真的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一小段只需稍微加把劲儿就能割完，比起刚才的一抬头就望不到尽头，没了那种绝望的感觉。我和母亲又尝试着创新，时而从头往前割，时而从尾往回割。每割完一段，我和母亲都可以站着或坐下稍微歇上一小会儿，再去领新的任务。整个过程好像轻松了许多。
　　直到现在，我还挺佩服父亲当初这个简单却充满着哲理的建议——父亲其实是把一个看似难以实现的大目标化为一个个摸得着、看得见的小目标，用完成每一个小目标把一个原本难以实现的大目标变为了现实。不仅是收麦，人生也亦如此。
　　父亲的方法提高了效率，但是劳动的强度却没有丝毫减轻。直到傍晚，我和母亲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终于把1亩6分地的麦子割得一棵不剩。
　　那天晚上是如何从地里回到家里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回到家，我一头便倒在床上，没有洗漱、没有吃饭。原以为我会倒头就睡，哪知全身的关节里有一种如万蚁啃噬般似痛非痛、似痒非痒的感觉折磨得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
　　从此，在母亲眼里，我已经成了家里的一个劳动力。每到麦收季，便和母亲带上父亲磨得飞利的镰刀，转战于老家的南北地块儿之间，驰骋于滚滚麦浪之中。直到后来有了四轮拖拉机带动的小型收割机，再后来又有了大型联合收割机。
　　几年前，收麦时节的一个上午，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下午准备收自家的麦子，如果我能抽出时间的话，回家帮他一下。
　　想到6亩地的麦子，只有父亲一人，我急忙请了半天假，匆匆赶回了老家。
　　到了老家，直接赶到了庄稼地里，却发现只剩下一片泛着白光的麦茬，父亲正在收拾着一张红蓝相间的大塑料布。
　　“麦子割完了？”我问父亲。
　　“割完了，原本还要等一会儿的，开收割机的是我的学生，直接先给咱割了。”父亲忙乎着答道。
　　“哦，那麦子哩？”我又问。
　　“就手卖了。”父亲拍拍衬衣口袋，我才发现是厚厚的一叠钱。
　　“咱这就麦罢了？”我有些感慨。
　　“哈哈哈，你回来得早了，再晚回来一会儿，咱庄这一坡地都麦罢了！”
　　父亲笑着冲我说，顺手给我指了指远处正轰鸣着慢吞吞向前行进的十几台联合收割机。
　　后来，因为修高铁正好从我家麦田经过，6亩地全部被征收了，父母亲随我搬到了县城居住。于是，麦收于我们渐渐成了远去的记忆，只是每到芒种之时，年迈的父亲总是自言自语地念叨一句“春争日，夏争时，杏子黄，麦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