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你要娶老婆，人家首先要问有没有“三转一响”，倘若连这个都答不上来，那就对不起了，“老婆”就归了别人。
　　当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钻窟窿打洞，千方百计去弄“三转一响”。当年我因为没有任何背景，个人能力也极为有限，弄“三转一响”就相当于打了一场“人民战争”。
　　先说第一“转”——手表。手表是“面子工程”，它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富裕的象征。当时买手表有两大困难：一是钱的问题，二是票的问题。那时我月薪36元，上海手表120元一块，北京手表110元一块，天津手表好像也是110元一块。我不吃不喝，三个月工资加一起也买不来一块手表。父母都是农民，不仅帮不了我一分钱，还月月盼我寄钱回去补贴家用。这就是说，要指望自己攒钱去买手表，那可真要等到猴年马月了。上海手表在国产手表中是最好的，很紧俏，买它要凭票。那个票，官称“购货券”，很难弄，而购买日用品都要凭它，所以它就异常金贵。为了破解这两大难题，策略上先拣主要矛盾动手。主要矛盾当然是钱的问题。也不知谁的发明创造，民间有个叫“来会”的办法，当时师傅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帮我把钱凑齐的。他们几经努力，好不容易帮我邀了11个同事，连我一起12个人，组成一个“会”，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10元钱来，交给“会”中一人。得钱的那个月叫“得会”，而“得会”的顺序是由抓阄确定的。一年12个月，月月都有人“得会”。这样，“得会”的那个人当月就可以买上手表了。我“得会”的时间是夏天，刚好休探亲假。我就借路过上海的机会，在百货大楼买了一块当时不要票的上海牌手表，解决了一“转”。
　　再说第二“转”——自行车。记忆中，“三转”里这一“转”是最难弄的。当时只有上海、天津才生产自行车，牌子分别为“永久”“凤凰”和“飞鸽”，而外地老百姓要想买到它，真是“难于上青天”。就是近水楼台的上海人、天津人也要事先登记排队，不知何年何月才轮到，即使轮到了还限购。因此，当年拥有一辆崭新的“永久”“凤凰”或者“飞鸽”自行车，比今天坐奔驰、开宝马还要风光。当年我所在的“三线”工厂里，谁要是买到了一辆全链盒的“凤凰18”，那就跟抱得美人归一样，赞叹的、评头论足的、心底羡慕的、暗中眼红的，不一而足。买不到名车的，纷纷去买那名不见经传的“后来者”。我依稀记得当时就让“五羊”狠火了一把。我因为穷和没有“路子”，根本就不敢有此奢望。可工友看穿了我的心事，一天他问我到底想不想买？我说，这情况不都明摆着吗，一辆车子小二百，不要说我拿不出这钱来，就是拿得出，也没路子呀！不久，工友探亲时从天津打来长途电话，说车子已经给我买到了，是天津“飞鸽”，全链盒的。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动用了姐姐、姐夫的关系，从市外贸局弄到一张票，把家里的钱先给我垫上……朋友帮到这份上，真让我喜出望外。车子到手后，我在调校和打扮上，着实下足了功夫。请手艺高超的钳工师傅把钢圈调平调圆，又自己动手反复调整前后轮轴承，使之达到最佳状态。为防止划伤碰坏，我买来好看的塑料带，细心地把三角架缠裹起来，使其耐用大方又漂亮。又买来翠绿色塑料套管剖开，做成套子套在链盒外边。这还不够，还买来彩色胶丝，请女工帮忙打成荷花坠子挂在钥匙上……经过这么一整，除油漆比“凤凰18”略有逊色外，其他都难分伯仲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车子在我手里用了两年，我把它看成宝贝似的，但两年来它还是被很多借用的人搞得伤痕累累，尤其内伤比较严重，这车子肯定是要终老到我手里了。可谁料我的一个师傅一定要我把车子转让给她！原来，她要给她的二女婿买辆像样的自行车，可办法想尽了却一点门道都没有。师傅是个轻易不开口的人，见她说得那么可怜，我虽然舍不得，却又不得不忍痛割爱。我将车况如实相告，师傅几乎是感激涕零地对我说，不用介绍了，你能原价让给我，就是对师傅的最大帮助啊！
　　就这样，第二“转”在我手上实际成了个一言难尽的过客。而卖车的那笔钱，说来落泪，不久竟成了家父的丧葬费！
　　第三“转”是缝纫机。在人们普遍做不起新衣服的时代，拆旧翻新、缝缝补补就是常有的事。因此，缝纫机成了家家户户过日子的必备品。那个时候，上海产的“蝴蝶”牌、“蜜蜂”牌等缝纫机市面上根本看不到，一般人要弄这一“转”就只有退而求其次。就是这个“其次”也照样抢手得很。当年最终帮我解决问题的是我妹夫的姐夫，是他从千里之外的“三线”纺织厂里，好不容易弄到一台“大桥”牌缝纫机，用火车托运到郑州火车站，再用汽车拉到驻马店我家里，真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那“一响”指的是收音机。我结婚那年，几个工友凑份子，送了我一台6管2波段的晶体管收音机。
　　多少年过去，如今，别说是什么“三转一响”了，就是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小汽车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群众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着实令人惊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