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广

　　我上小学时，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幸福的生活里往往潜藏着斗争危机，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警惕的种子。
　　我们的语文书上有《王二小》《鸡毛信》《小英雄雨来》等课文。每学一篇，老师就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一心一意干革命，坚决同敌人作斗争。老师还给我们讲美国的无人飞机侵入我国领空进行军事侦察时，被人民解放军的高射炮一举击落；台湾曾派遣飞机深入内陆地区空投美蒋特务等等。当时，汝南县水屯街的夜晚经常放映《铁道卫士》《羊城暗哨》《秘密图纸》等反特故事片，展现的都是人民群众与潜入内地的美蒋特务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故事。我在思想上逐步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坚定了与敌人作斗争的决心。1965年夏天，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从那以后，我白天上课，晚饭后与同学一起到村西头的打麦场上集合训练。每次排好队后，儿童团辅导员李道义就开始给我们讲国家大事，讲如何警惕阶级敌人破坏等内容。然后，挑选胆子大、个子高的儿童团员分别到村子的几个主要路口站岗。其余的则排着队，跟着哨音昂首挺胸，肩扛自制的红缨枪等“武器”，头戴自编的柳树条帽，在银色的月光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即将收获的庄稼旁，边走边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豪迈之情在胸中激荡。
　　我和小伙伴们时刻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一直绷紧斗争的神经。白天，我们讲抓特务的故事，玩捉特务的游戏；夜里，我们扛着红缨枪，腰带里插着木制手枪，衣兜里装着弹弓，到公路上、水屯街、村庄里溜达，密切注视着每一个角落的情况。如果看到天上落下一颗流星，远处闪耀一团磷火，手电筒一关一亮，我们都要揉揉眼睛，审视半天，猜想是不是特务联系的暗号。当看到有人收到有棱角的包裹，也要让其打开，看看是不是发报机；当听到“滴滴”的声音，就怀疑是不是特务在发电报，查看一下周围的物品；如果遇到陌生人进村，脑子里首先就与特务联想起来，要么上前盘问，要么悄悄跟踪。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们学校邀请公社公安助理员冯万田作了一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报告。他给我们讲了许多热爱祖国、保卫祖国，与美蒋特务作斗争的小故事。我听得入了迷，真想快快长大，紧握手中枪，保卫好祖国。第二天下午，北风呼啸，大雪将至。当我上学路过驻新（驻马店至新蔡）公路张庄东侧的大桥时，发现桥西头河坡边有两个陌生的男子。他们时而比比划划，时而低头记录。这种情况立刻引起我的警觉，他们是不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他们会不会炸桥？
　　那天下午，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想着大桥的安全。当放学的钟声敲过，我就飞快向大桥方向跑去——大桥安然无恙，人不见了。然后，我就回到家里，不动声色地取出自制的小木枪和弹弓，埋伏在离大桥不远的沟里，监视大桥周围的情况。
　　天色很快暗了下来，又慢慢飘起了雪花，我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桥周围的变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身上已经飘落一层雪花，手脚冻得钻心疼，浑身直打哆嗦，但我不愿起身。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如果那两个特务真的来了，我能斗过他们吗？为什么不早点向公社报告或向大人们说一声呢？想到这儿，心里不免有点儿紧张。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人在呼喊我的乳名，声音越来越大，距我越来越近，那是我二姐的声音。
　　二姐背着我回到家后，看到寻找我的“各路大军”相继归来。乡亲们知道我的去向和缘由后，夸我的警惕性高，但感到幼稚可笑。老队长朱元臣说：“那俩人是驻马店地区建筑公司的，准备扩建咱庄东头的大桥，可能是测量大桥去了，他们还来找我帮助解决施工队员的住处呢！”“啊——”我一下子目瞪口呆了。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