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涛
　　对于读者而言，作家有很多种归类。异常聪明的，作品主题极具话题性，比如《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手艺精湛的，即便没有什么起伏的故事也能讲得耐人寻味，比如艾丽丝·门罗；还有让人信任、期待的……当然，优秀的作家，大多是复合型的。
　　内森·英格兰德的《当我们谈论安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同题短篇讲了一个小游戏，“谁会把我藏起来”，即假设会发生第二次大屠杀，谁敢把犹太人藏起来？你的朋友还是你的伴侣？丹尼尔·凯斯的《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依托一个智商只有68的32岁男子遵医嘱写的“进步报告”，唤醒一个智力障碍者变成正常人的意识。周成林的《考工记》聚焦的也是亲人，疏离与漠然跃然纸上。最刻骨的当数《冷冰冰》，几乎全篇都是一个同事讨好又怯懦的笑、几近崩溃的举止，最后笔锋一转：“我发觉我写的不是他，我更像在写我自己……怪不得我不喜欢他，多像我自己啊。”同样切入世情黑暗与冷酷的还有盛可以的中篇小说《建筑伦理学》，记得几年前读过她的一个短篇，《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题目就让人觉得惊世骇俗。莉迪·萨尔维尔的《不哭》有两个声部，一个是作家乔治的，另一个是叙述者的母亲蒙特丝的。作家的写作那一部分在讲历史，母亲蒙特丝的恋爱婚姻是在讲普通人对革命的感知，革命的意义、革命要不要秩序、革命为了谁……一个客观、一个主观，交相辉映。马尔塔·奥里奥尔《练习和植物对话的女人》以马哈维尔出生到出院为参照时间线，瞄准的却是儿科医生葆拉在悲伤与怨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重建自我、与过去的自己告别的心路历程。《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的标签为“被书名耽误的经典”，小说明线是姐妹俩拆散84岁老父亲与36岁“狐狸精”的故事，暗线则是对母国历史的探询。一曲闹剧悲剧，却被作家玛琳娜·柳薇卡写得幽默风趣。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日记》没有停留在善与恶上，还有荒诞与现实、自我与他者，真假虚实，读者自取。《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无意善恶，大学教师杨素秋记录的只是自己挂职期间的观察、思考，呈现在我们面前却是一个学者的坚守与妥协。萨博·玛格达的《门：一位女作家的自白》故事性并不强，大段大段的描述，读起来有点儿累人。安努拉达·洛伊的《一千种绿，一万种蓝》则明快轻快了许多，一开头就极有画面感，“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母亲和一个英国人私奔了……”。
　　以上都是我第一次读到就喜欢的作家。作家的写作就像运动员比赛，初次登台的运动员虽然也有一鸣惊人的，但毕竟罕见，大多还是需要经过小组赛、半决赛、决赛的历练才能成金。而那些“惊人”过的运动员，即便在走下坡路，也不至于太差。因此，更容易进入我的阅读计划的作家多数都曾经打动过我。也就是说，某一本书打动我之后，我的阅读会延伸到这个作家所有的书。
　　威廉·特雷弗的小说品质毋庸置疑，从《山区光棍》《雨后》到《出轨》，一直都很稳定。他也是《纽约客》2012年以前发表短篇小说最多的作家，有“爱尔兰的契诃夫”之称。今年，我又读了他的两本短篇集，《生活的囚徒》聚焦婚姻中的夫妻关系（这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终场故事集》印象最深刻的是《咖啡馆》《冬日的一曲牧歌》。后者的《译后记》总结得好：“波德莱尔说过，文人是世界的敌人……无视权威，挑战陈规流俗，警示群氓，免得在罪恶或安乐的泥淖里沦陷。”“（威廉·特雷弗）与所有指向生活真相实质、能令你莫名惆怅感怀的优秀作家一样，偏偏要扫兴，要挠你的痒处痛处，要让你那不痛不痒不咸不淡的平常日子露出破绽。不过，这完全不是那种撕开皮肉的血腥惨烈或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的深刻剖析，而是点到即止，特意留下空白与悬念，让人们逐渐浑浊迟钝、世故刻板的心神池塘中泛起一言难尽的小小波澜，并因久久不能平复而愈发怅然。”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多谢不阅》像一篇篇论战的檄文，刺向文学的独裁、文学市场、文学权利，甚至包括作家自己。在这个人人都是“作家”的时代，读者在哪儿？《狐狸》也没有让我失望，读到三分之一处，我好奇，这到底是一篇论文、非虚构还是小说？上豆瓣搜，果然，跨文体。“我”反复穿插进文本，“这个故事要讲的并不是……而是故事是如何成为故事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翊云《我该走了吗》中莉利亚对日记的点评。《狐狸》文本看似复杂，一会儿像考古学论文（读起来很烧脑），一会儿又像有情趣的小说。约翰·欧文同样具备这种不让读者放弃的力量，《盖普眼中的世界》像《独居的一年》一样，没有什么金句，六七百页的厚度，却能一直牵着你读下去。
　　安·帕奇特的小说《流浪的家》并没有什么惊艳的特质，叙述很平淡、很纯粹，却很容易让人产生共情，比如丹尼和梅芙从荷兰屋被赶出来的那种无助，丹尼对职业的选择，等等。“我”和菲菲毛、梅芙和塞莱斯特的和解写的比“我”和姐姐的感情好。梅芙最后心脏病发作，母亲来了，丹尼很生气，他一直知道母亲在那儿，但他没有告诉姐姐，怕她心脏受不了。“母亲自己却来了，还见了姐姐。丹尼说，你能等的不是吗？你已经等了很多年，不在乎再等一会儿。母亲头低下去了。泪水挂在她下巴上。姐姐说，菲菲毛跟她说我病了，她立刻就来了。我没有说的是，四十二年之后她立刻就来了。”这是对读者的人生有启发意义的一本书，但写作者更喜欢对自己的写作有启发意义的书，安·帕奇特的《剧院里最好的座位》就属于后者。小说序言中有一句话，“我热爱小说和狗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经济问题全然不以为意。我们伺候他们，作为回报，他们茁壮成长。”《美声》稍显啰唆，不如《流浪的家》简洁、有力。
　　剧作家陈涌泉的剧本《风雨故园》颠覆了我之前对戏曲故事套路化、缺少文学性的认知。《鲁镇》再次出新，陈涌泉将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鲁四老爷、贺老六、卫胡子、孔乙己、赵太爷等集聚到一起，以狂人为线，将祥林嫂的故事贯穿全剧，上演了一出极具寓言色彩的戏剧。剧中阿牛为鲁四老爷之子，作家把他设定为夏瑜（《药》中人物）式进步青年，被问斩的同时，祥林嫂也死在雪地上……结尾幕后唱：“曾经有个镇，住着一群人，或梦或醒多混沌，堪笑堪怜泪涔涔……”呼应题记：“病态环境里，人人都是受害者。”
　　同样没有让我失望的国内作家还有王安忆、李敬泽、蔡崇达、张宏杰等。《儿女风云录》贯彻了王安忆在《长恨歌》创作谈里提到的写作宗旨：致力于人，而不是时代。她不致力于大事件或者启蒙大众，就着眼于爱，男人女人之间的爱。我现场听过李敬泽的几次讨论，他坐在台上慢声细语娓娓道来的神态，俨然大师气象。你看《青鸟故事集》中的那些标题，《〈枕草子〉、穷波斯还有珍珠》《沉水、龙涎与玫瑰》，八竿子打不着的几样东西放在一起，竟然能让它们产生化学反应。还有《抹香》，一会儿东京一会儿与老错在抹香鲸现场，时间变幻不定，希望读者从中打捞历史发现人性。《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调侃戏谑间，春秋历历在目。《上河记》里，作家化身游客，漫记黄河。到了《咏而归》，作家正襟危坐起来，试图通过对古人风致的追怀以达安顿现代人之目的。还有蔡崇达，《草民》继《皮囊》《命运》之后再次成为现象级读本。新书出版之前我在文学刊物上已经读过两篇，《曹操背观音去了》《命运慢跑团》，小说写的像寓言——好小说都具有寓言品质。李敬泽评介他，“写这一本书，如同一棵草模仿一棵草、一棵草连接延伸到天边的无数草”。同样身处底层的我，总觉得蔡崇达过于温情了——当然，这应该算对作家的苛责。以画家身份出圈的陈丹青，以新时代的鲁迅著名，《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笑谈大先生》《归国十年》《草草集》《谈话的泥沼》，即便谈画，也能映照文学。他评卡帕齐奥：“他总是越过故事主角的肩头，张望远处正在走动的人。”《目光与心事》《为什么我不是读书人》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
　　因为《外出偷马》的惊艳，我推迟了五六年才敢再读佩尔·派特森的其他作品，怕失望。《处境如我》叙述略显拖沓，《我抗拒》虽达不到《外出偷马》的繁复与细腻，倒是延续了作家对人性幽微处的探讨作风。阅读汉娜·奥斯塔维克的《爱》也与《外出偷马》有关。佩尔·派特森给了我一个“错觉”，挪威作家的作品应该都像挪威的气候，沉静中不乏能量。还好，《爱》印证了这种“错觉”，它像电影镜头一样延续了《外出偷马》的叙述风格。若泽·萨拉马戈也是我不敢再读的作家之一，《修道院纪事》延续了《失明症漫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风格。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处女作《十六岁的夏天》同样不输其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奥丽芙·基特里奇》，平静内敛的文字让母女双方的暧昧相互观照平行进行，也让那个简单朴素的小镇日常生活展现出背后的潜流暗涌和情感张力。我在写作长篇小说《父亲的二胡》的过程中，手边一直放着这本书，随时翻两页，希望给自己的新作借力。满足了我的阅读期望还有张宏杰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史》、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陈乐民的《欧洲文明十五讲》等。
　　这一年的开年读物是燕妮·埃彭贝克《时世逝》，布克奖评委会认为它“以文学的形式介入欧洲关于种族、移民、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议题，有力地回应了当下日益深重的危机”。张楚的《云落》就像一道餐后甜点——如果把这一年读过的每一本书比作一道道菜——尽管万樱、常云泽、蒋明芳、罗小军、天青的故事里酸甜苦辣都有。多爱这爱恨交织着的生活与文学啊，这也是一个读书人孜孜不倦的动力吧。